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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毛时代的公平(之一)  

2011-07-21 15:33: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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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眼中,毛时代尽管有种种问题,但它毕竟是一个公平的时代;反观现实,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贫富悬殊的程度就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全球两极分化最快的国家行列。贫与富、官与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是当下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的根源,甚至开始危及社会的基本秩序。面对这种社会图景,一些人真情地怀念已逝的毛时代。

认为毛时代是一个公平的时代,这并非毫无道理。

1949年后,地主被剥夺了土地,“民族资产阶级”也因“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原企业中普通的一员,他们获得的“赎金”,微乎其微。在“劳动人民”内部,各阶层的收入也有差别,如农民的收入就低于,或远低于机关干部、军人、工人、知识分子;差别也存在于各阶层内部。不过,总的来说,毛时代,社会成员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是很大,如果要计算什么吉尼系数,那时的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最低的。

但是,对这种相对的公平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一,这是一种在社会财富极其匮乏的条件下的低水平的公平。

先说毛时代“领导阶级”工人的情况。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江西高教出版社,2011)中介绍说,当年他到工厂采访,发现生产第一线80%的工人都是二级工,月工资都是41.5员。50年代初工厂里曾经实行过奖金制度,1957年后,它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取消了,原来的奖金以“附加工资”的新的名义平均发给每一个工人,大概是4元左右。刚解放时,部队实行“供给制”,机关实行“包干制”,也讲级别,但差别不太大。供给制和包干制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临时措施,难以持续,不久后就废止了。教师的情况是我熟悉的。我中学快毕业时,一般老教师工资大概是780元,校长也就100元出头。1959年我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第一年是试用期,每月工资42元,第二年试用期结束转正,工资提为53元(外加一元五角的粮贴),这个工资维持了18年没动。文革前,大学青年教师中流行“月底综合症”一说,意思是,每到月底,好些人就“弹尽粮绝”:饭票吃完了,工资也用完了,真正的腰无半文。岂止是“月底”才有“综合症”,在川大,这个“症”要延续到每月10号,因为川大是10号发工资。青年教师生活之艰难,从一件趣事可以想见。有次,我们系里一个青年教师(当时的青年教师)要利用国庆假日去北川县看望她的妻子(那时,未能“照顾关系”,夫妻双方各在一地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走出所住的斗室,不多的路费却还没有着落,一直走到大操场,眼看要走出学校了,万般无奈,才鼓起勇气到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师家借了几元买车票的钱。老教师的情况当然要好得多,那时的一级教授(川大只有三个一级教授)工资是300多元,是教师最低工资的67倍;一般教授的工资是200元上下,是教师最低工资的34倍。2300元在那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实际上,除少数人外,他们的日子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好过。1930年代,一个教授的工资至少可以养一大家人,相比之下,1949年后大学教师的工资是明显下降了。因为物价便宜(我们中学的伙食费每月是5元,以后涨为5.5元,1955年进川大时,伙食费是每月8元),社会购买力低,1950年代工资改革后的一段时间,每月拿200多元工资的教授、副教授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但不久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就慢慢不行了。我参加工作后,见到在川大中文系,因负担较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教授、副教授不只一二。那时,人们的生活简单,现在几乎普及到每个家庭的家用电器,在那时有如神话中物。

可见,毛时代“富”和“穷”差距确实不大,但所谓“差距不大”并非建立在普遍富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富”是“贫”中之富,而“贫”则绝对是贫中之贫。用别人的标准看,除极少数人外,中国人大概都是穷人,当然相对“公平”。

第二,毛时代的城乡差距,其实是相当大的,绝非现在一些人想像的那样。一个事实简单得人人明白:改革开放前,“城市户口”是生活在农村人日思夜想而不可得的,因为,城里虽然也穷,但每月总还有二十多斤粮票!城市户口本与农村户口本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含义,是最能说明毛时代城乡差距的例子。  

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但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执政力量实在对不起农民。

那时,国家实行的是依靠农业的积累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可以说,国家以近乎掠夺性的方式从农业、农民那里获取资金、粮食。在生产水平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农民的境况自然相当恶劣。杨继绳认为,改革以前农民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贫穷,饥饿、没有人生自由。他说:贫穷到什么程度?1978年前后,新华社会曾派出几位记者到农村调查。1979年全年的农民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最低的是甘肃固原和定西地区,同为36.8元。他还介绍说,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在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30年代。“大多数农民家庭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农民穿的是破衣烂衫,和叫化子差不多。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省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年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唱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见《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教出版社,118页。)

杨继绳说的情况和我的所见所闻是一致的。1960年底61年初,我被抽调到成都所属龙泉区百合公社搞四清运动。有农民问我:“龚同志呃,你们在城头恐怕住的都是墩墩房子(当地方言,指楼房),烧的都是蜂窝煤啊?”连烧蜂窝煤都令农民羡慕!文革前夕,我在双流县太平公社金星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队里富裕点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一个全劳动力劳动一天)也就是五角多钱。在附近山上的生产大队,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一分二角钱,一个全劳动力即使从来不耽搁,一年劳动364天(除夕下午和正月初一上午放假,不出工),到年底,所得工分钱也不挑不回自己一人该分得的粮食,怎么办?听说社员只有偷山上的树子卖。白天不敢偷,只好晚上盗伐,砍了树还得连夜扛下山,扛到几十里外一个木材黑市上去卖。这事我之所以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是近视,听说有农民连夜砍了树子还要扛下山……,十分惊讶:要多大力气不说,他们怎么看得见那些山路啊!运动快结束时,全公社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讲规划,讲远景,记得当时公社和社教工作团抛出的鼓舞人心的数字是13581,是说要尽快达到一个劳动力每年可以分到100元“票子”;3,是说油菜每亩产量要达到300斤;5,是说小麦亩产要达到500斤;8,是说水稻亩产要达到800斤。这些数字在今天类似笑话,但那时却是“鼓舞人心”的承诺。

上面说的是“正常年月”的情况,如果在非正常年月,农民就更悲惨了。1960年代初,全中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以说,这3000多万人基本上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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