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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黑昼》的新增章节(1)  

2011-06-28 16:03: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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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要连载的新增章节从小说第三卷24开始,23不是新加的,只作了不大的改动,但为了让读者把握小说的叙事脉络,连载从23的最后部分开始。

 

第三卷

 

23

 

……

“以后呢?”“谢谢你,我们所有关心郑小琳的同学都会感谢你的。”李劲说,他望着齐蕴玉,她至今还惦记着郑小琳,这使他很感动。

“后来的事何芸生处理得还算得体。”齐蕴玉说,“他们家在文化厅另一个宿舍区,离这里不远。离婚后,何芸生搬了出去,只带走自己的衣物、书籍,把住房、家具、生活用品全留给了郑小琳,他在别的单位临时借了间房。郑小琳不要他负担苹苹的费用,但他仍按时往重庆寄钱。他经常向我们打听郑小琳的情况,问她有没有什么困难。大概半年多以后,1966年夏天,郑小琳调回了重庆。这事何芸生也出了大力,那时文革已经开始,已经开始乱了,要由昆明调去重庆,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是那个时候,就在平时,前前后后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但何芸生关系多,没用太久就办成了。郑小琳动身前他对我们说他要到车站送她,我们告诉郑小琳,她拒绝了。说实话,我认为她做得有些过分,不管怎样,好歹还是夫妻一场子。不过,我们还是理解她,她受了太大的伤害。虽然郑小琳拒绝何芸生去送她,何芸生还是拿了两千块钱,不知向谁借的,要我们转给郑小琳,说是给苹苹的,那相当于他近三年的工资了。郑小琳坚决不要,我们说那是他给苹苹的,你们虽然离了婚,但他还是苹苹的父亲,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我说好说歹硬把钱塞进她的提包。我和我爱人,还有学校的领导,和她要好的一些老师都去送她。那天她很动情。那情景真难忘。当天为她送行的人不少,我们没时间多说话。我们只祝福她。她说她要开始新的生活。”

“回到重庆以后,她给我来过几封信。在家庭破裂之后,能回到父母身边总算是一种安慰吧,再说,看来她父母心情也不好,很需要她。只是,她的工作安排很不顺利。她本想离开学校,换一种工作,但没有机会。那时候,政府机关已经开始乱了,谁还顾得上这一类的事?如果只是暂时没有工作,我还不太担心,反正早晚会安排的,眼前又饿不死人。不过,我很担心她的父亲,是那种背景,随时都会出事的。那几年,昆明已经够乱了,什么统战对象,才不管你这一套呢,有些人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没有再收到她的信了。我越来越不放心,有天晚上,我居然做了个怪梦,梦见我们学校那个姓王的教师带着一伙人到重庆去抓她,抓她父亲,我被吓醒了。那段时间,那个姓王的威风得很呢!我弟弟就在重庆工作,是邮电局的,大概是1967年的6月,重庆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是“反到底派”和“8.15派”的武斗,机枪、大炮都用上了,还有军舰,死了好多人,他带上爱人、娃娃跑到昆明来避难,就在这屋子里住了快两个月。等到武斗平息了一些,他们一家才回重庆。我跟他详细讲了郑小琳,要他回重庆以后一定设法找到郑小琳。他也找得辛苦,不过总算找到了,当天晚上他就跟我叫了电话,谈了一个多钟头,我才知道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24

 

工作了几年,郑小琳已经爱上了昆明这座春天的城市,但她现在不得不选择离开,她要远离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为了不让父母过早地盼望她,直到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她才给家里发电报,说自己是哪一天哪一班车到重庆,她叮咛爸爸妈妈不要去车站接她。然而,她下车后还没走近出站口就见到了两位老人家带着苹苹站在栅栏外急迫地往里边张望。苹苹眼睛好,一下子就从人流里发现了她,跳着,舞着小手直叫妈妈,人声嘈杂,但郑小琳居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这时两老才看到她,也向她招手。她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父母,没有见到苹苹了。她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一年多来,每次拆开家里给她的信,总会见到苹苹的几张画,是用彩色蜡笔画的,有长着胡子的爷爷、穿着花衣服的奶奶,有小树、向日葵,有小朋友,有胖呼呼的熊猫;她的画,稚嫩而有奇特、丰富的想像力。有一次,她画了一张画,是一幢房子,门开着,一个小女孩站在门口,好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就在那个小女孩旁边歪歪斜斜地写着“苹苹”两个字。父亲用钢笔在旁边加了一句话:苹苹说,她在等爸爸、妈妈。那时,虽然风暴正在聚集,但她对她的那个家还心存希望,她还没有下决心与何芸生离婚。后来,后来,当她在考虑要不要与何芸生一刀两断的时候,她想起了那张画,她把那张画从珍藏的小册子里找了出来,含着泪,对着它思索了很久……她的决心差一点被这张画击碎,被它融化。她知道苹苹很喜欢爸爸。她想,如果她知道爸爸妈妈要离婚,如果她懂得离婚是什么意思,她会不会大哭?她会不会大哭着喊叫:爸爸妈妈不要离婚,不要离婚!想到这里,郑小琳哭了。最后,她对自己说:以后她懂事了,我会给她解释的,她会理解我……

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苹苹,她长高了,一对闪光的大眼睛更漂亮了,声音更甜美了。一双小手把她的脖子搂得紧紧的,她不断地亲她,好像担心她马上又要离开。父母一直笑着,看着苹苹和她。她感觉到他们比一年多前衰老了。才一年多呀,仅仅是岁月不饶人吗?现在,她的爱情已成往事,昔日的家庭已不复存在,也就在此时,对父母的依恋,对父母那爱抚的眼光的渴望,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好像她又回到了童年。

爸爸妈妈爱她,那是不用说的,她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慰藉,是他们的希望,是永远绽放在他们心田里的花朵,甚至可以说,她就是他们的一切。不过,从小姑娘到长大成人,父亲、母亲对她的爱在外表上却很不一样。母亲的爱是温馨的,春雨般的,无时不在的,体现在事无巨细之中,而父亲,却常常在她面前显出几分矜持,虽然他是在欧洲接受的高等教育,但他却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严父”与子女的距离。女儿的很多事情他都不过问,如果是他人,很容易把这种矜持,这种距离,误解为冷漠,但郑小琳从来没有。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父亲不像母亲那样在乎她,但她还是时时感觉到他的感情,他的细腻。比如,在她大学二年级的寒假里,有一天父亲突然问她是不是和一个男同学“很好”,她一时无言以对;她绝不是想隐瞒什么,而是因为那时她连自己也不大明白她感情世界中发生了什么。她难以描述自己那时羞涩的窘态。父亲没有得到回答但却不再问她,而是对她讲起了一些最美好的爱情的故事,其中包括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小琳默默地听着,心里荡漾着幸福,那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幸福。后来,在她和赵翔之间发生的一切,她几乎都告诉了父亲和母亲。没有告诉他们的,是许多细节,是故事结束时的残酷。但是,父亲从她的许多讲述中,已经猜到了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局。那是从他的阴沉的眼光中看出来的。川大毕业到了昆明以后,每隔一两周,她总会收到父亲的信,信往往写得很长,好像他想对女儿倾诉什么,但她在信里却又没有发现这样的倾诉,这使郑小琳有些茫然。何芸生有次出差到了重庆,去看过他们。他们对他的印象很好,郑小琳决定与何芸生结婚,和父母对他的好印象当然有关。但后来的离婚,则是她独自决定的,她只是在事后才告诉他们。她想,父母读到她的简短的信时一定非常惊讶,他们一定很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她没有对父母多作解释,她没有说一句何芸生的不是。这没有意义。后来,在母亲一再的追问之下,郑小琳才在信里轻描淡写地告诉父母那是因为他们性格不合,别的仍然没有谈,从此,父母不再问她,好像这并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如果真是这样,她会放下心;她想,如果他们知道那一切,他们会怎么样呢?自己这么大了,他们早就为自己操心够了,难道还要去烦扰他们吗?父母的态度使她多少有些心安,不过,她又不相信他们真的那么淡定,他们一定在心里追问,他们一定有忧虑。她相信,他们之所以尽可能不提及这事一定是不想刺痛她,不想让她烦,他们一定明白,没有很多很多他们所不知道的原因,她是不会作出那个决定的。他们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

从火车站回到家里,郑小琳又一次仔细打量着父母。母亲是一个善于保养的人,但现在,她原本一头青丝般的黑发中根根银发已清晰可见,眉毛稀疏了,眼睛变小了,特别是日渐松弛的脖子,那是女性身体上最容易被年龄攻克的地方,失去了往日的圆润。但比起母亲来,父亲的变化更令她吃惊:虽然离上次回家探亲只有一年多,却发现他苍老了许多,刚刚六十出头就显出了年过古稀的光景。头发几乎全白,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一块块老年斑,眼神黯淡了,手脚也不那么灵活,过去他可是个网球高手啊,那时,别人都说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悄悄向母亲探问父亲的情况,母亲知道她真正要问的是什么,她低声告诉她,父亲变成眼前的这样,是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从那时起,父亲越来越沉默寡言,甚至和他说话他也很少答理,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很为他担心,他以前可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别人想不开的事,他都想得开,他常说的话是:顺乎自然,天无绝人之路,现在心绪为什么会这么恶劣?看得出他很失落。但是,57年那阵,他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他的好朋友们一个个被划成了右派,他一度很消沉,很痛苦,可也不像这段时间呀!1960年,61年,62年,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无论走到哪里,见到的都是一幅衰败的景象,他常常在家里叹气:怎么把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但即使是那时,他也还有高兴的时候,他有时宽慰地说:共产党在认真落实政策,这样下去,国家还是有希望的。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当然,她不是一点不明白,可又不是全明白。她更担心的是,这样发展下去,他会得抑郁症的。真要那样,可就糟了。过了好久,她才从和他同单位的一个还算要好的同事那里知道,他们单位的领导在“下楼”[1]的时候,一个劲地检查、批判自己“党性不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立场不稳、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时候,不止一次提到一个“漏网右派”,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从上下文,谁也知道那就是指着他。这事对他的冲击不下于57年,因为,那不是从某一个“群众”口里说出来的,是从平日里对他满不错的所党委书记口里说出来的。这就非同寻常了。

看到父母,特别是父亲明显衰老,郑小琳为为自己调回重庆的决定感到欣慰,“他们需要我在身边”,她知道,虽然事情的起因并非是为了父母,但在客观上,这总算是一个女儿理应如此的决定。到了这时候,郑小琳也才感到幸好把苹苹放回了重庆。父亲特别喜欢苹苹,听母亲说,不管他心情多坏,一见到苹苹,满腔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他常常跟苹苹讲故事,甚至忘了自己的年纪、身份,和苹苹一起做游戏;只要有朋友到家里来,他一定会谈起苹苹。他还常常带苹苹到市中心的少年宫玩。小琳不免要想:如果没有苹苹,她父母,特别是她父亲,这一年多的日子会怎么过?



[1] “四清”运动和文革中流行的术语,指领导干部的被认可的检查,“下楼”意味着解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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