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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也说北大的“会商”  

2011-04-01 18:02:45|  分类: 不吐不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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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的教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前些年,有人在网上抛出一则对中国大学大不敬的言论,据说出自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该校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这位耶鲁大学“前校长”说得很不客气,比如:“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他甚至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按:可能是指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Soren Kier kegaard)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对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一些义愤填膺的中国人要把小贝诺·施密德特这个反动派揪出来,于是四处搜罗他的罪证,结果是扑了个空,因为传说中的这篇文章根本不存在。于是,有人斥之为某些中国人的彻头彻尾的伪造;有人则说,文章虽不是发在耶鲁大学学报上的,但确是小贝诺·施密德特说过的,是他1987年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的话;也就是说,网上传播的那些攻击性言论是一些中国人拼凑的结果。有人还说:“施氏根本就不是讲中国,是在批评美国,只不过是某些粪青移花接木,加上该粪青自己对中国教育的认识,拼凑而成。”说实话,当初我就颇为怀疑,因为:即使这位小贝诺·施密德特对中国那么不友好,到底当过耶鲁的校长,他会那么没有君子风度,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么?

看来,那一场语言的风波根本不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有不少人明知其为伪造,却表示同意。有人就说:那篇假托美国人做的文字,是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大学的批评,我并不反感……这就是说,在一些人看来,表面上的“伪”却道出了事实上的“真”!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近突然想起这段旧事,是因为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还是出自许多人曾以之为骄傲的北大的新闻。

多家媒体报导说: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对十类学生试点“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据说,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今年5月,这个制度就将在北大全面推广。主持这项工作的北大学生工作部介绍说,有关院系将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

人们对中国教育早就没有多少好话,这条消息一出,更是引出一片喧哗。既然是“喧哗”自然很不悦耳,我翻看了大一阵,竟只见到一篇题为《对北大的会商制度不应一棍子打死》的辩护文章,但就是这篇文章,也是批评的多,辩护的少。

何谓“会商”?如何会商?

据《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会商”的意思是“双方或多方共同商量”;而“商量”又是“交换意见”。也许有人会说:与特定学生面对面地“交换意见”有什么不对,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在我们这里,有些事情就是怪:字面上是这个意思,骨子里却是别的意思。如,“散步”可能不是散步,“喝茶”可能不是喝茶,“被和谐”谈的偏偏不是和谐,“主人”的意思往往不是主人,是被领导的人群,“公仆”的意思往往是“各位尊敬的领导”,等等。如果是要和有的学生“交换意见”,那是“思想工作”的通常的内容,我们的高校里有大批以思想工作为专职工作的人员,他们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在做这类工作,何必又创新出一个“会商制度”来?还先“试点”后“推广”,在“排查”的基础上,筛选出要经常与之“会商”的特定对象向上级呈报,这些学生将进入某个名单……那是通常的“交换意见”么?明眼人不难明白,那是在通常的思想工作之外要采用的重要措施。

北大的文件说“会商”对象包括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校方本来就更应格外温馨关怀,采取有效措施热情帮助他们,把他们列为“会商”对象(当然是暗地里,我估计不会开大会宣布这个名单),时时与他们如此那般地“会商”他们的心理就坚强了,经济不再贫困了,患重大疾病的就霍然而愈了?如此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对今日北大的思想工作水平,真不知该如何评价。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十类学生”中的“思想偏激”者。

什么叫“思想偏激”?我想,十之八九不是一些说的那些常常骂学生食堂菜不好,菜太贵的学生。

思想不大“中庸”了,不像中央电视台那么“中规中矩”了,有时有点忿忿然了,我想,北大学生工作部文件所说的“思想偏激”大概离不了这个意思。这些学生就要被列进某个名单,就要常常理所当然地“被会商”。当年,北大曾有过“思想偏激”如陈独秀一类的思想家、学者,那是当年北大的光荣,想不到,如今的北大竟容不下这样的人物,那怕他们“偏激”得远远不如陈独秀这些人。

据我所知,北大的学生中有思想的,不人云亦云的,多着啦,把他们列进某个名单,经常“会商”他,他的思想就合乎规范,中规中矩了?我想,这些学生大概会因为自己经常被“会商”而越来越“偏激”,这样的制度只会使还没有列入名单的好些学生思想越来越“偏激”。

发明这样的“会商制度”绝非北大的光荣,绝非中国教育的光荣。不用外国人骂,不用一些中国人假托外国人的话来骂——自己的行为就是在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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