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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黑昼(小说连载,14)  

2009-08-08 15:44:14|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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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前些日子很多同学都在议论刊登在这年《人民文学》第4期、第6期上的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之后,《人民文学》第9期又刊出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很快就成了同学们讨论热门话题。赵翔急着想读到这篇作品,几次去图书馆期刊室找这期《人民文学》,它都被早到的同学取走了,编了号的小木牌总是占据着它原来在期刊架上的位置。后来他听说,丙班的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这一期的《人民文学》,正在同学中传阅。一个同学晚上刚拿到手,赵翔就去求他,说好说歹说加了个塞,答应第二天早上就还。寝室熄灯后他就站在过道上,就着昏暗的路灯一口气读完了这篇小说。和刘宾雁的那两篇特写一样,《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也很有艺术感染力,赵翔读了浮想联翩。

但不久报刊上就发表了一些很有火药味的文章批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文章认为,它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作者根据“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理论指出,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即使真有,也只能写篇新闻报道来批评,不宜写成小说。有的文章批评王蒙:“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文章指摘这篇小说“把党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都写成了‘一片黑暗”。但也有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这类批评,说它们是“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在同学中,虽然支持王蒙的占大多数,但也有人同意对他的批评,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于是,中文系五四级和五五级党支部举办了一次有关当前文学创作的讨论会,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一批新发表的作品展开讨论,讨论会一开始气氛就很热烈。不同意见的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谁也说服不了谁。赵翔是肯定这些作品的同学之一,在他发言之前,一些同学已经对对作品本身作了分析,他没再重复:他的重点是针对一篇很有影响的批评王蒙小说的文章。他说:文学批评中有些概念被弄得含混不清,批评王蒙小说的人有一个理由,就是小说揭露的现象只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而“不典型”,既然“不典型”当然就“不真实”了。这样一来,明明非常真实的现象经过这种理论的演绎,就变成了“不真实”。在这里,“理论”成了认定事物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标准。他认为,这不是尊重现实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以理论去裁剪现实,取代现实。他的发言好似火上浇油,使本来已经“白热化”的争论变成了更为激烈的唇枪舌战。

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何芸生最初是肯定的,他自己在机关工作了好几年,王蒙在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现象,那些人,他见得多了,但在此之前,他还没读过触及这类现象的小说,他不得不佩服王蒙“干预生活”的勇气。不过,在读了一些批评这篇作品的文章,特别是知道了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背景后,他慢慢改变了看法。党支部书记为开这次讨论会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说这很好,通过讨论可以对同学们的认识加以引导。他没想到肯定那些作品的同学占了多数,相比之下,另一种意见明显处于弱势。他想发言,他想针对赵翔刚才的发表的意见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赵翔的观点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原则问题,这不是小事。不能怀疑典型论,如果放弃了这条标准,就什么都可以写了,因为生活里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有。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着力描写我们时代的伟大,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欣欣向荣,鼓舞斗志,增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能把人们的关注引向相反的方向。这时,他发现郑小琳好像想发言,他想听听她的意见再说,但郑小琳还来不及开口,就被别的同学抢了先,一直到讨论会结束她都没有机会。

散会以后,赵翔问郑小琳:

“你好像要发言,后来怎么又不说了?”

“我争不过那些同学,”她指的是那些争着发言的人,“你提出的问题很有些挑战性。”

“你同意吗?”

“同意。只是,这是个大问题,要说清楚不容易。”

“是这样。我本来还有些看法,来不及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写篇文章?”

“在会上随便说说还可以,反正是讨论,但要写成文章就不容易了。”

“其实,我读过的好多文章都没有你刚才的发言水平高,作者们的观点都是从别处搬来的。”

赵翔想起了胡老师上次对他说的:可以试着写些小文章,写些多少有点新意的短小精悍的评论文章。不要小看短小的文章,有见解的小文章不好写,就说:“我整理一下思想,也许会试一试。”

郑小琳又说:“昨天何芸生问我对刘宾雁、王蒙的作品是怎么看的,我简单说了说,他没说他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的意见,说起了别的事。”

“什么事?”

“他说我在‘川大之声’工作得很好,还希望我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

“这是好事,说明党支部认为你表现不错。”

“我说:我条件还差,以后再说罢。”说到这里,她稍稍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他还提到了你。”

“提到我什么?”

“他很肯定你的表现,说你虽然有海外关系但政治上,学习上都表现不错……你有什么海外关系?你不回答我也可以,我只是好奇。”其实,郑小琳不只是好奇,她有些为赵翔担心,因为有次她听她表哥说过,1955年“中共中央肃反运动十人小组”有个文件,其中规定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可见,上面对有海外关系的人暗中是有防范的。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赵翔自己却显得很轻松,“我会告诉你。我们聊聊吧,离晚饭的时间还早呢。”

 “好。”郑小琳充满了好奇心,她很想知道何芸生说的赵翔的“海外关系”是怎么回事。

在文科楼前面不远处的小树林里,他们见到一张空着的有靠背的条椅,周围又没人,就坐下来。

“何芸生说的情况是真的。”赵翔平静地说。他从草地上捡起一个小石头,眯缝一只眼睛向十几公尺外的一棵小树投过去,“啪!”石头击中了树干。他好像不在意别人说他有“海外关系”。“我父亲在美国。”

“你父亲在美国!”郑小琳完全没有想到。

“是的。他是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的,现在还在那里。”

 

                                                                 27

 

“我父亲早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学的是物理,我能记事的时候他已在重庆一所大学教书,曾经把我和妈妈接到重庆。”

“你还在重庆生活过嗦?”

“就是。不过,我在重庆生活的时间不长,那是抗战期间,后来因为重庆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轰炸,他又把妈妈和我送回江津老家。”

赵翔的话使郑小琳重庆大轰炸的童年记忆活跃起来。她记得他们一家如何跑警报,记得防空洞。那些日子太可怕了。她后来知道重庆总共有12000人多人死于日军的轰炸,14000人被炸伤。她经常听人谈到1941年6月5 日校场口十八梯附近防空隧道里发生的惨案,有2500多人在隧道里因窒息而死。那时她家离校场口不远。她似乎还记得她亲眼看到过人们从隧道里抬出一具具尸体,但她是不是真的见到过那样的场面,她自己也有些怀疑,她那时还那么小……她的思绪很快被赵翔的话拉了回来。

“我六岁那年进的小学,是七岁的时候吧,一天,正在上课,是第一节课,我们突然听到敲钟,敲得特别急,钟声还没停,一些老师已经分头到各个教室前吹口哨,说是全校紧急集合。队伍很快集合好了。我们猜到了是什么事。前一天晚上已经传来消息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很快街上就有人游行庆祝胜利。那天校长刚登上司令台还没说话就放声大哭,以前我们从没见过这种情景。他对学生一向很凶,动不动就打人,打起人来一脸横肉,像个魔鬼。大家都怕他,不但学生怕他,连老师也怕他。那天,他却一边哭一边对大家说,对大家喊叫:‘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老师们立刻上街游行、庆祝。我们的队伍拉到街上时已经满街都是庆祝游行的队伍,人们举着红红绿绿的彩旗,到处都在放火炮儿[1]。不知哪里来那么多彩旗,那么多火炮儿。人们都在哭,跺着脚,喊叫,嗓子都哑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我和同学们也拼命喊叫……那天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不久,父亲给妈妈和我写了一封信,我至今还记得信中的一些话: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昨夜在街上游行,通宵万众腾欢,爆竹如百雷齐呜!抗战八年,乐在1945年8月10日一夜也!

 

抗战胜利不久,1946年,我父亲决定去美国留学。他说中国之所以长期受帝国主义欺侮,是因为中国太弱了;需要发展科学,需要杰出的科学家,中国才能强大起来。他说他几年后就会回来。

父亲出国以前,回过江津。那时爷爷婆婆都还在。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离家那天早上还跪在地上,恭恭敬敬跟爷爷婆婆磕了三个头。我就站在旁边。那天我没去上学,妈妈说要送父亲。我的伯伯也去了。那时,从江津到重庆只能坐船。那是冬天,又下雨又刮风,江边很冷,冷得刺骨,父亲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大衣,戴一顶灰色的大礼帽。他行李不多。我们挤在囤船上,上船的时候到了,这时妈妈又对父亲说了些什么。我叫着爸爸。父亲抱起我,狠狠地亲了我一下,对我说:‘好好读书,听爷爷婆婆的话,听妈妈的话,爸爸过几年就回来。’父亲上了船,轮船里坐满了人,船拉着震耳的汽笛,要开船了。父亲从船舱里向我们挥手。”

“你连当时的细节都记得这样清楚。”郑小好奇地看着赵翔。

“是的,记得很清楚。记忆力是很奇妙的,有很多事不用多久就会忘得无影无踪,但另一些事情,甚至很久很久以前生活中的一些镜头,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相反,它们好像越来越清晰。我甚至觉得,当年父亲戴的那顶灰色的大礼帽就像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一样,连帽沿上一个小小的、别人几乎看不出来的小洞我都记得。虽然那时我年纪很小。”

郑小琳点点头。她很有同感。她脑子里就常常闪出童年的一些时光,和赵翔不同,它们往往是金色的、甜美的。

“我父亲就这样走了,说是先到重庆,再坐船到南京,在那里办出国手续。”

“他经常写信给你们吧?”

“最初的一年里,父亲常有信来。我清楚地记得我看过父亲寄回来的许多照片。有一张照片,他站在一幢大楼前面,照片上的天空简直蓝透了,我至今还很难想像在一个大城市,会有这样蓝的天空。”

郑小琳抬起头来看了看头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

“他情绪一定很好。父亲还不断给家里寄钱。妈妈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以后也像爸爸那样到美国去留学,我当时还真地这样希望。后来,爷爷死了。我记得爷爷临死前,婆婆,妈妈,伯伯,婶婶,一家人都围在他的床的前面,乱成一团,又不敢哭。爷爷拉着我们的手,又说着什么,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到了,他是叫父亲的名字。”

“啊!”郑小琳深深地叹了口气,那情景在她的脑子里出现了,好像当时她也在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信慢慢少了。我记得我和妈妈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大伯对我们很好,幸好有大伯的照顾,不然真不知道日子会怎么过……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来了封信,妈妈看过失声痛哭,紧紧抱着我痛哭。当时,我不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妈妈为什么要哭。妈妈没告诉我。后来我的大伯来了,妈妈掏出钱来,叫我上街去买酱油。我当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时候要叫我去买酱油。我回来的时候听见伯伯在骂父亲。当时我不知道伯伯为什么要骂父亲。晚上妈妈告诉我,父亲要和她离婚。我已经大得多了,我已经懂得离婚是什么意思。我想:妈妈这么好,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从此,对他,我又是想念又是恨。”

郑小琳的心沉了下去。

“后来我知道父亲还给婆婆写过一封信,说他为什么要离婚,他责备自己‘不孝’。大伯没敢把信念给婆婆听。婆婆这时候整天都躺在床上,她病得很重。不久后她也死了,她活了七十多岁。她一直不知道父亲妈妈离了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郑小琳想。她没有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

“往后,我才慢慢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因为他要在美国和别的女人结婚。

再往后,我知道了父亲和妈妈的婚姻是由爷爷婆婆包办的,是包办婚姻。但妈妈不是那种没文化的旧式妇女。她父亲也是教书的。她从小不但读过《百家姓》、《女儿经》,还学过写诗,一本《声律启蒙》背得烂熟,什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 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这些,她都知道,还教我。她还进过新式学堂,读到初中毕业。她成绩很好,写得一手好字。当然,她的知识、学问不能和父亲比,也没见过多少世面。但妈妈识大体,顾大局,能干,善良,性格倔强,很受亲友们的敬重。父亲寄了一笔钱,说是给我的教育费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

“后来呢?”虽然后来的情况已经没有任何悬念,郑小琳还是想知道。

“解放后父亲再也没有信来。老实说,妈妈和我,还有大伯,都想知道他的消息但又怕收到他的信。有谁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信,在解放初,说不定马上就大祸临头,那太可怕了。当然,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他在美国,这不是秘密,但他在美国是一回事,他和我们还有联系又是一回事。其实,”说到这里赵翔苦笑了一下,“他即使写信给我们,十之八九也不会寄到我们手中。我们家里原有几亩地,是爷爷那一辈买的,但因为当年主要生活来源是靠父亲的工资收入,划阶级成份时没被划成地主,划的是‘小土地出租’。大伯原来开了一家生产米花糖的小作坊,解放没多久作坊就垮了,他后来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会计,他很照顾我们,但他的收入也不多。妈妈靠她裁剪衣服,织毛衣的手艺,日夜操劳,维持我们两人的生活。她对我要求很严厉,说实话,我比班上其他同学都懂事得多,学习一直很努力,成绩一直很好。我随时都在想:我一定要学习好。我要对得起妈妈。读初中那几年,很多假期我都在长江边的河坝头锤鹅卵石卖钱,卖的钱都交给妈妈。记得有个学期,我对妈妈说在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其实是背着她到作坊买油炸饼、麻花、油条一类的小食品去菜市场、轮船码头卖,挣几个钱补贴家用。妈妈知道后大哭了一场,要我跪下向她保证,以后要把全部时间用到学习上,再不作这样的蠢事。再这样就是对不起妈妈。当时的情景,她的那番话,我刻骨铭心,一生都不会忘记。我时常问自己:我对不对得起妈妈?

伯伯说我父亲后来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有了另外的家庭。妈妈说她并不恨他,还总是说他有他的难处,再说,我们要做硬骨头。但伯伯又说他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很幸福。不知道伯伯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但后来,伯伯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从我进高中的时候开始,他突然通过他在上海的一个朋友每半年定期给我们寄来一笔钱,还不算少。他的那个朋友还给我转来过一封他写的信,信里只有几句话:要我好好学习,照顾好妈妈,也没说他的情况,更没说他的通信地址。”

 

                                                                 28

 

这就是赵翔的故事,他的父亲、母亲,他的童年。郑小琳静静地听,她的目光沉重地地落在前面的草地上。她像一座深思的雕像,动也不动,隔了好久,才仰起头来,她清澈深邃的眼里闪着泪花。她望着赵翔那阴沉的、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脸。这是他们第一次畅谈,赵翔向她讲了这么多,关于他自己,他的身世。她很感动。她想:如果他今天不说,谁又能料到这个朝气勃勃,开朗、乐观的小伙子竟是从这样的命运中走过来的呢?可能,他从未向任何一个同学揭开过自己命运的这一面吧?要不是自己今天冒昧地问及,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向我谈到。想到这里,她对自己冒冒失失地问他很是后悔,觉得自己太不懂事。那不是要赵翔重温一遍自己的不幸吗?同时,她被赵翔的真诚深深打动了。看来,他没想到要对自己隐藏什么,他把我视为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她又想:如果换一个位置,我会通通告诉他吗?

“对不起……我不该问你,我没想到……”她脸一阵红,她的眼神忐忑不安。

“不,不!你别以为回忆这些往事会使我痛苦,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学时的同学都知道我家的情况。我在报考大学的报考表上也填写了父亲的情况。其实,那对我是一笔财富,它激励我奋斗。我不能输给命运。”

赵翔很坦荡真诚。他和她好像不是才认识几个月。

郑小琳出身上层,父亲是学西方哲学的,早年到欧洲留学,后来因为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一些民主人士一起组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可说是民盟的元老之一。他的发言、文章都大义凛然,很遭当局痛恨,有次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解放初很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敬重,是重要的统战人士。郑小琳的母亲也受过高等教育。郑小琳自己因为聪明,懂事,成绩出众,加上这种家庭背景,从小就一路顺风。从初中到高中,不但校长、老师、同学都对她另眼相看,连少年宫,电台都相中了她,常邀她参加各种活动。她想不起自己到现在为止有过什么特别重大的挫折。类似赵翔那样的命运,她在小说里也没读到过。

“你母亲还好吗?”她试着问。

这时,刚才在外表上一直显得平静的赵翔,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像冬天里正在飞雨的天空。他没有马上回答。郑小琳有些不安,她悄悄看了他一眼,她看到了赵翔浸在眼框里的没有流下的眼泪。

“半年多以前,她,她走了……”

郑小琳看到他的目光呆呆的,紧闭着自己的嘴唇。他好像在尽力克制,以免一个男子汉在这个姑娘面前失态。

“对不起……”

赵翔又摇摇头。他好不容易才说出:

“她一直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她日夜操劳,省吃俭用,用她的整个身心来培养我,却连我上大学的那一天都没有等到。”

郑小琳看见赵翔眼里闪光的泪水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但是没有,她听到他说:

“我是守在她的床边看到她去世的。因为疾病的折磨,她身体十分虚弱,满头稀疏、蓬乱的白发没有一点光泽,先是看了看听到消息赶来的大伯,然后,她微弱的目光一直盯着我,好像要说什么话,但这时候她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贴着她的耳朵,强忍着悲痛,大声对她说:‘妈妈,你放心,我决不会辜负你,我一定要成才,我一定要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功的母亲。’我尽力忍着心中的悲痛,但悲痛还是如决堤之水,我号啕大哭。听完我的话,她的嘴唇又动了动,好像说她放心了,这才头一偏,去了……虽然那段时间我已经知道这一刻不久就会到来,但目睹她生命的终结,我仍然悲痛欲绝,像眼前的太阳一下子变成了黑色。她是我的生命之源,那一刹那间,我觉得连接着我和她的脐带不是在十多年前,而是在那一刻被剪断的。我仿佛一下子成了一个没有血液流动,没有灵气的空洞的躯壳。这种生存体验是难以言传的……当得到川大录取通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她的坟上烧香,告诉她……”说到这里,难以再抑制自己的赵翔终于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起来,但他很快就止住了哭泣。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手巾,擦干了眼泪,停了停,强忍着悲痛,继续说,“她很早就知道四川大学,知道四川大学中文系,甚至,她还知道四十年代在那里任教的几个老教授的名字。”

“寒假你还回过家。”郑小琳记得那天赵翔在江津火车站和他们告别的情景。

赵翔知道她的话是什么意思,说:

“我回去清理一下书,我父亲留下不少书,有些对我很有用,我把我要用的清理出来,别的书用牛皮纸包上打捆。我的堂兄,就是我伯伯的儿子,要结婚了,没有房子,我把我们的房子让他暂时住着。还有,我还要到她的坟头上对她老人家说说话。”

赵翔的每一句话都落在郑小琳心里,她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这时候,她一点也不知道该对赵翔说些什么,是同情他吗?他不需要同情,那会刺伤他;鼓励他吗?他难道还需要言辞的鼓励?这时候,她觉得自己终于多少理解了可以常常在赵翔眉宇间觉察到的那种刚毅的神情,对未来的那份执着,学习上的那种劲头。她还想:他是个很厚道的人。

赵翔慢慢平静了下来,揪心的沉寂笼罩着小树林的这个角落。隔了片刻,赵翔才有些犹豫地说: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发表过一篇小说,就叫《母亲》,是用第一个称写的,小说中的‘我’其实是我的影子,‘第二自我’,‘我’的母亲的原型就是我母亲,当然,有些情节改了,毕竟是小说。我把背景全放在解放前,是30、40年代,写‘父亲’出国后抛弃了‘我’的母亲,但她不是像婉容那样……”

“婉容?”郑小琳不知道这个名字。

赵翔向一脸茫然的郑小琳介绍了江津诗人吴芳吉和他的《婉容词》,还背诵了几句,再继续说,“她没有像婉容那样投江自尽,而是顽强、坚毅活了下去,忍受了各种苦难,把‘我’培养成才。‘我’后来成了一个革命者。它最初本是我的一篇作文,语文老师,他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的,看过以后非常称赞。‘我’后来成了一个革命者,这是老师要我这样修改的,他认为这样写小说的思想性更强。我原来写的是‘我’成了一个音乐家……”

“为什么是个音乐家?”

“那有些偶然,因为那时我刚读了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很受感动;不过,还有别的原因。那时,我觉得那样写,小说的感情色彩,或者说抒情色彩会更浓一些。还有一点……”说到这里赵翔突然显得有点羞涩,“那时候,我很喜欢音乐,我甚至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当然,现在想来,这很可笑……”

这是郑小琳没有想到的,但她马上就想起入学初他演奏的《二泉映月》如何出色。

“……不过,不管怎样,小说主要是写她的伟大的母爱。我那位老师有个大学同学在重庆一家大型文艺刊物当副主编,就把我的小说推荐给他,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居然发表了,同时还发表有一篇简短的评论,认为小说立意高,感情真挚。后来我用得来的200元稿费给母亲做了一件呢大衣,买了一些营养品,我还背着母亲到菜市场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鸡杀了提回家……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和许多同学比起来,我的童年可能是不幸的,希望这种不幸能成为我人生的财富。”

“能给我看看这篇小说吗?”

“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现在看来那篇小说太粗糙,幼稚,如果现在来写,也许会写得更好一些。”赵翔说,“不过,那篇小说的发表对我的一生很重要,因为我很受鼓舞,使我下定决心学文学。”

“我一定要读!”郑小琳固执地说,她根本想不到问一问自己: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说话呢?

“下次上课给你吧。但你不能笑我。”

“怎么会呢?我相信它是一篇真挚感人的作品。”

“也别告诉别的同学。”

“一定。”郑小琳点点头。她的思路又回到何芸生对她说的话。她关切地看着赵翔,说:

“何芸生说你虽然有海外关系,但表现不错。我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他的重点好像是说你表现很好,但有什么必要捎带出你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这可是个重要问题。他没必要告诉我。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得到通知要在毕业班学生中挑选十来个同学作留苏预备生,先去北京航空学院[2]学习一年,再去苏联留学。我们班有个男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各科成绩都出众,俄语、数、理、化学特别好,据说,他从小学到高中从没得过第二名。学校最初的名单上有他,还排在第一,但后来被排除了。同学们都为他不平,我还问过老师、校长,他们都支支吾吾的,不说原因,后来才透露出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他的姑父在台湾……我把何芸生的话想了好久,我不明白他从什么地方知道你有海外关系的。”说到这里,她向赵翔转述了她表哥说的1955年“中共中央肃反运动十人小组”下发的那个文件。但话刚说完,她立即又一次后悔自己失言,这不是增加赵翔的思想负担吗?

赵翔好像并不介意郑小琳最后说的。他说话的时候依然若无其事:

“应当是来自档案材料吧。他是党员,我想,即使他不能看同学们的档案,党组织也会把有些情况告诉他,要他做工作嘛。他并没说错,事实就是如此,我从来就不想回避。反正,我们学文学的,谈不上接触什么国家机密,再说,我根本不想从政当官。”隔了一会儿,他又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我就管不着了。我常常在想,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来自何处?是别人的恩赐吗?不!是自己创造的。你同意不同意?”

 



[1] 爆竹。

[2] 现中国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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