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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关于《黑昼》  

2009-08-02 18:50:54|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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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会想到要写小说《黑昼》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引用我的同学、挚友李镜在《那年那月》[1] “后记”中开头的一段话:

 

“年月”、“岁月”一类的字眼最让人荡气回肠。我们这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科大学生,围绕岁月题目在此各抒胸臆,是因为栉风沐雨的四十年后,对岁月有着深切的体验和各自的诠释。期望通过对自身种种境遇的真实纪录,折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的理想与追求,失败与成功,挫折与进取,忧伤与欢悦,失落与收获,奉献与回报,试图从一个侧面,为当代历史的某一段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本书(按:指《那年那月》)的策划多少有些即兴式,说起来是一次同学聚会的副产品。一九九九年秋,我们年级的老同学,在失散了整整四十年、陆续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像燕子归巢一样回到成都望江楼畔的川大校园。一连数日,大家纵论往昔,倾诉衷肠,深为重逢的喜悦所浸润,亦被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震撼。我们自身的故事,与当初在课堂上接受的中外文学史课文,与罗贯中、施耐庵、冯梦龙、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阶层人物的境遇,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让人心潮难平。于是,一番提议,七嘴八舌,编印一本记录我们生存状态的书的意向便形成了。不需动员,不必催促,不用命题,一篇篇有内容、有特点的文稿便从祖国各地传来。……   

 

 

在协助李镜编撰《那年那月》的过程中,我陆续读到了同学们的稿件,我被它们震撼了!

有些同学毕业后的经历,此前我已大体知道,然而,另一些同学命运之坎坷,我虽然不是一无所知,但只有读过眼前的那些文字,我才知道命运竟会这样残酷无情!他们几十年来经受的一切,他们承受的苦难,他们的情感世界,一下子把多年沉睡在我心底的许多人物,许多眼睛,许多对话,许多情景,许多细节,许多激动,痛苦的挣扎,对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善和恶的记忆……唤醒了。

和许多人一样,在少不更事的年代,我曾经幻想过当诗人,当作家,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觉得这类理想太幼稚、太可笑。但“现在”,已逝的那些岁月突然在我脑子里复活了,它们竟是如此清晰,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友谊,好像从来没有逝去,此时仍与我同在。我脑子里活跃着各式各样我熟悉的形象,活跃着我们的、他们的动人的故事,有人在哭泣,有人在诉说,我不得安宁,这样,要写作的强烈的冲动像突发的山洪试卷了我……。我终于决定要写一部小说,一部极其真实的小说,一部描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小说,一部关于苦难和善良,希望和失望的小说,一部关于困惑和澄明的小说……

我动笔了,不,是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在驱使我,似乎是屈从于这种力量,我不得提起笔来。

于是,就有了《黑昼》。这部小说花了我四、五年时光。

 

                                                                             

 

《黑昼》分上、中、下三卷。时间跨度从1955年到1970年代,个别情节还追溯到1940年代。

小说主人公赵翔、郑小琳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学生。赵翔的父亲是位大学教师,抗战结束后被派到美国留学,但几年后他在美国另组了家庭。赵翔的母亲是个坚强的女性,她没有哭泣,没有怨恨,她把全部感情倾注在赵翔身上,一针一线把他培养成人。从中学时代起,懂事的赵翔就比别的同学更勤奋,特殊的家庭境遇铸造了他的刚强、坚毅和善良,他很有才气,学业出众,性格开朗。他早就仰慕川大中文系,考入川大以后,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但因有“海外关系”暗中被人视为另类。郑小琳的父亲早年留学欧洲,是民盟成立时的元老。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中,在童年、少年时代,她一帆风顺。她多才多艺,又靓丽出众,许多男同学都想接近她,但她爱的人是赵翔。他俩成了令人羡慕的情侣,然而,在反右运动中赵翔差一点被划为右派分子,毕业前夕校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发现反动标语,没有破案,赵翔因常去该阅览室而暗中受到怀疑,他本来可能和郑小琳分到同一城市,这时却因此独自被“流放”到山区小城宝兴。他知道自己以后命运坎坷,为了不影响到郑小琳,离校前断然违心地和她分手;他还不让她知道自己此后的一切消息,希望她能忘掉他。到宝兴后,赵翔分到一所初级中学,学校的校长唐光明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纯朴善良,对赵翔十分友好,很器重他。开始时,屡遭打击的赵翔心灰意冷,但他还是慢慢习惯了新的环境,世世代代在贫困中挣扎的山区农民对教师的希望感动了他,他打起精神努力工作,“教好山区农民的孩子”成了他的新的生活目标,也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在这里他过了好几年平静并且还算充实的生活。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处于大山深处这座袖珍小县里的赵翔也难于幸免,不久,有人根据他的档案材料,说他是“漏网右派”,书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他多次被红卫兵批斗、毒打。红卫兵们还计划再次拷打他,从他那里挖出材料,“直捣”“走资派”和当地“资产阶级司令部”,幸好一个同情他的学生冒险给他透露了消息,唐光明更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叫赵翔连夜出逃,到他在大山上的亲戚家避难,赵翔才得以躲过一劫,死里逃身。文革后期他又经历了一次短暂的不幸的爱情,他的女友,县医院的一位护士在下乡巡回医疗中因车祸死去。粉碎四人帮后,文革退潮,他的处境有了改善。一天,他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李静到西南出差后专程到宝兴看他,两人相见百感交集,恍如隔世。在短短的两天中,他们畅谈着分别后各自的命运,回忆着当年的大学岁月,回忆着当年的同学和朋友,李静还从川大带来一些消息,鼓励他争取调回母校。此前,李静刚去过昆明,他也一直关心着郑小琳,他找到郑小琳工作的那所学校,才知道她在文革初期已调回重庆。从她的好朋友、“老大姐”,曾与她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一位退休老师那里,李静打听到郑小琳到昆明后的遭遇。那些当然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李静在宝兴见到赵翔过着平静的生活,当年心灵的创伤似乎已慢慢平复,他没有把自己在昆明打听到的郑小琳的那些情况告诉赵翔。临别前夜,赵翔终于问他是否知道郑小琳的消息,李静这才把他在昆明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原来,郑小琳分配去昆明后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她工作出色,校长、老师和学生都喜欢她,但四清运动一来,她就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有人说她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走资派的黑干将”,还说她大学时和一个“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关系暧昧”,使她倍感压抑和绝望。她的另一个同学何芸生进川大中文系前就是云南省文化厅的干部,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当上了厅办公室主任。在川大时就暗中喜欢郑小琳的他对郑小琳百般照顾,他一次次帮助了困境中的郑小琳。他感动了她。他们后来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何芸生很干练,很受领导信任,前程似锦。郑小琳的家庭生活表面看来很幸福,但她对何芸生的心计,“功名心”、虚荣心却越来越反感,内心深处对早就音讯渺无的赵翔更加怀念。不久她发现何芸生和新分到文化厅的一位领导干部的女儿关系暧昧,断然和他分手,带上女儿回到父母所在的重庆,在一所中学任教。不久,她的父母相继去世,这时已是文革初期。接着就是旷日持久的混乱、武斗。一次,她女儿得了急性肺炎,碰巧,她们学校附近正是两派武斗的战场,她冒着生命危险把女儿送到医院,但因武斗医院一片混乱,她眼睁睁地看到女儿得不到救治在她的怀中死去……赵翔得知郑小琳的命运以后决心要找到她。小说结束时,赵翔到了重庆,终于千方百计找到了近二十年来他一直魂牵梦萦的郑小琳。二十年中,她备受折磨仍孓然一身。

小说还描写了另一些大学生的理想与真挚动人的爱情、友谊;他们中一些人(如进大学前就在重庆市政府作秘书、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蒋时雨)的遭遇就令人唏嘘不已。

人的命运是小说的深层主题。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在赵翔的简陋、寒酸的卧室里,赵翔和李静回忆到他们的同学,历尽苦难的蒋时雨时,他们有下面一段对话:

 

室内的空气沉重如铅,他们被压抑得好像无力呻吟。四周静寂无声,似乎所有的人都还在沉睡,只有不甘束缚,冲破重重阻拦而来的青衣江在不远处争斗、咆哮、怒吼。

“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他的经历够写一部小说,”李静感叹不已,“即使不加入任何夸张、虚构,也会令人惊讶,不!与现实相比,任何精心的虚构都黯然失色。”

“我们班很多同学的遭遇都远远超过了最大胆的虚构,以后,同学们共同出一本书吧,出一本真实的书,书名我都想好了,叫《那年那月》,你来主编。”赵翔说这话时很认真,好像这个计划有朝一日一定会实现, “只是,多年以后,会不会有人认为它是刻意渲染呢?他们可能不相信生活曾经就是这样的。”

“平反了,安排了工作,虽然这一天来得太晚——岁月不饶人,再过几年他就五十岁了吧,但他总算熬到头了!”李静想,他的心绪又慢慢从蒋时雨回到身边的赵翔。他久久地看着他眼角的鱼尾纹。他听到赵翔说:

“这两年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的一代呢?我们是温顺的一代!在我们意识中,凡是来自‘上面’的都是正确的,领导人讲的,‘文件’上写的,甚至报纸、电台宣传的,都全是真理,全是事实,和它们不一样的都是错误的,虚假的,别有用心的。我们自己没有思考,不用思考,到头来差一点不会思考了。环境要我们温顺,有的人稍有越轨,那就是大逆不道,后果很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认同了这种身份。我们不断地告诫自己要温顺,为了伟大的、神圣的事业我们必须温顺,认为这就是坚定。温顺似乎成了我们的自我选择。我们常常为自己不够温顺而忏悔。我们为自己的温顺自我陶醉。现在想来,这不很可怕吗?得感谢文化大革命,真应了那句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们许多人受了冲击,但灵魂却因此而得救。我们懂得更多了,看清了过去不可能看清的,用一句现成的话,这是思想的解放。温顺的一代正在走向思考的一代。我们的灵魂的再生不也是社会的进步吗?”

 

就这样,小说通过主人公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反映了1950年代毕业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路历程。与主人公们“生存还是毁灭”息息相关的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它们都作为决定主人公们命运的“定数”出现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中。正如小说卷首所引用的狄更斯《双城记》卷首引言中的那句话:“那是失望的冬天,那是希望的春天”,小说展现了那个年代的美好与严酷,人与时代、环境的冲突,他们的梦想与挣扎、苦难与悲剧,但我着力发掘的则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理想、事业、爱情的执著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小说的结局表面上似乎是完美的,喜剧性的,但从整个情节来看又蕴藏着极大的悲剧性,令人震撼。

主人公们是作者的同龄人,作者和他们一样是1955年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作者是在写自己(尽管我的经历和小说主人公们的经历大不相同,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写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朋友。小说中的那些令人尊敬的老知识分子就是作者敬重的师长。出现在背景中的那些重大的事件,作者都曾亲身经历。小说中的成都、四川大学,昆明、乃至山区小城也都是作者熟悉的。小说在写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又适当地借鉴了现代小说的艺术经验和电影语言中的蒙太奇手法。故事曲折,悬念迭起,可读性很强。小说基本上按时序展开,但又有若干倒叙、回忆。小说自然是虚构,是“谎言”,但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它是庄严的“谎话”。作者极力在小说中再现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氛和人们的真实的内心世界,连人物的语言、服饰,当时流行的电影、歌曲,也不敢苟且。为了“制造”一种真实的生活气氛作者甚至引入了真实的新闻报导,采用了真实的地名、校名。

当代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一代的距离是如此之远,他们对我们那一代的经历、命运还有兴趣吗?他们会不会认为小说所展现的那个世界太不真实?他们对小说的写法又能不能接受?老实说: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请告诉我。


[1] 2005年5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镜主编的《那年那月》,它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群落传动的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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