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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黑昼(小说连载,24)  

2009-08-18 15:05:16|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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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何芸生带着满腹心事从图书馆走回寝室,刚推开门,同学们一见是他,刚才的谈话戛然而止。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不自在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扪心自问,他觉得自己和同学们一向还处得不错,但近来大家和他明显疏远了。他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段时间,同学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学校里新贴出的大字报和有关的各种消息,而他却越来越避免谈起对那些大字报的看法。有同学说他听不得别人对领导有意见,情绪抵触;还有人说他世故圆滑,甚至说他阴险。那些话都传到了他耳里。真是活天冤枉!其实,他对学校里的鸣放非常关心,只要听同学们说有新的重要的大字报贴出来总要尽快去看,他也想得很多。但他不知道该如何看待那些大字报上所说的:是事实还是夸大其词、恶意编造?那些大字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过去工作中的经验,他以往所受的政治教育,无法帮助他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因此他很矛盾,甚至烦乱。

等了一会才有同学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忙告诉他:传达室的刘大爷要他马上去一趟。

原来有人给他叫过电话,是从锦江宾馆叫来的,刘大爷呼了他好一阵,有人说他不在寝室,对方只好留了个电话号码,要他十二点半左右叫电话过去。

那是他的老上司、原单位的方厅长叫来的。他正在成都开会,在锦江宾馆。当晚,何芸生就到锦江宾馆看望他。

几个月前厅里有同志到成都出差,告诉他方厅长生病住院了,他当即买了些四川通江的银耳托他带给方厅长,还写了封两三页长的信,一则问候,二则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今天他见到方厅长虽然比两年前略瘦了些,但气色还好,看来恢复得不错。见到分别近两年的何芸生,厅长非常热情,给他倒了一大杯冷冻过的橙汁,又把他打量了一会儿,说他比在机关时壮实些,好像还年轻了。

在闲谈中厅长问起川大和他们的学习情况。何芸生先是谈了些川大的一般情况,后来集中谈到中文系。他对中文系很满意,尤其是它的教师阵容;他说,从入学第一期开始就有那么多学识渊博的老师给他们上课,使自己的知识结构,素养很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扩展了眼界。这两年过得非常充实。厅长又问到川大鸣放的情况,厅长说,听说这一向北京的高等学校很乱,问何芸生川大是不是这样。何芸生说:开始的时候川大比较冷清,大家顾虑比较多,不少人怕犯错误。经过党委反复做工作,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近来有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师生是要帮助党整风,有许多意见提得很好,有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或者有些偏激,或者有片面性,但他们的用意是好的。看来,这么多年工作中积累的问题确实不少,党组织对高等学校的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又不像军事工作、政治工作那样熟悉,具体政策上难免有一些失误,应当听取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不然,总是积累下来以后说不定要出乱子。

何芸生说话的时候,方厅长一直很注意地听。最后,他点点头,说:

“像我们这些人,打仗还可以,干别的事情,如文化工作、教育工作,老实说,都不大在行,要重新学习。高等学校又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党的干部不了解他们,不尊重他们。去年中央提出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我就听一个老战友说过:‘那些知识分子有什么本事?现在把他们捧到天上去了!他们一不会下地种田,二不会在车间做工,三不会带兵打仗,就只会用那么几刷子:牙刷子,鞋刷子,黑板刷子!’在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中,有类似看法的不是很个别。这种情况不改变不行。去年我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见到苏共很重视知识分子,哎呀,在别人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作家、诗人、科学家的塑像。现在看来,苏联也有很多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但他们重视知识分子,这一条是对的,不然他们文学艺术为什么那么繁荣,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中国就不同了,所以毛主席才提出知识分子问题。过去我们工作有缺点,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的人,别人有气,出出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整风,而且要排除各种阻力动员群众来帮助党整风,他下这个决心一定有他的考虑,他高瞻远瞩,一般人一时难以理解。我们只能慢慢领会。现在的情况以前我们没遇到过,也算见世面吧。群众的有些意见很好,过去人们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现在敢说了,这是好事。”

因为说话时方厅长提到苏联,何芸生就试着谈了《论坛》上刊出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想试探一下方厅长是否知道那个报告,他是厅长,是老干部。

方厅长回答得很爽快,那是他一贯的作风。“我也没有见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过,我们听过一些传达报告,里面提到赫鲁晓夫的那个报告,谈了一些内容。看来,斯大林的问题的确是严重的,有很多教训呀……只是,这个问题我们要全面考虑,要把握好分寸,不然,那段历史怎么写?人们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说到这里方厅长取出两支烟,把一支递给何芸生。

“谢谢,我不抽。”何芸生还在思索方厅长刚才的话。

方厅长笑了笑,“我连你不抽烟也忘了!这是个好习惯。我明知抽烟不好,就是改不掉,老伴一看到我往衣袋里摸马上就‘鸣放’,批判我,不过,‘批斗’归‘批斗’,她还是给我买烟,买好烟。”

何芸生被厅长说笑了。

“只是,”何芸生诉说起自己的困惑:“最近这段时间气氛有些不对,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好像不是善意地帮助党整风,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什么用心,照一些大字报的说法,这也错了那也错了,这类意见好像还很有市场。这种局面,不知道怎么收拾。我不知道我这些担心是不是多余的。”

方厅长点燃了烟,轻轻吸了两口,他说:

“当然,事物是复杂的,变化的,我听到北大的一些大字报,那确实是另一种性质。现在形势很复杂,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有人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不满,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出来兴风作浪?所以,政治上的警惕性什么时候都不能少。”他沉默了一下,“现在,两种矛盾混在一起了……”

“是的!是的!” 何芸生说,“现在的局势太复杂,好像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搅和在一起。不好区分,更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一些党员、积极分子比较困惑,我自己就是这样。”

“要注意《人民日报》的社论,多分析,多思考,保持清醒头脑。有的事一时弄不清楚,就不要糊里糊涂,一马当先,自己先找个冷板凳来坐倒,不去凑那个热闹。”方厅长语重心长地告诫他。

何芸生不住地点头。

他们换了个话题,这时方厅长问到何芸生毕业后的打算,何芸生谈了他了解的这两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去向,说还有两年多时间才毕业,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想法。厅长听了说,如果他以后还想搞行政工作,欢迎他回厅里工作。何芸生很感激方厅长对自己的重视,他对这位上级印象一直很好,他比另几个厅长水平高得多,开明又不失原则,对同志诚恳,爱护下级,能听取不同意见,能接受新事物。在他面前大家都敢于发表各种意见,如果他不同意,他会说为什么不同意,很诚恳,更不会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因此,他在群众中口碑很好。

那天他们谈得很愉快,到十点过方厅长仍谈兴不衰,但何芸生怕影响他休息,主动告辞了,方厅长也没有多留他。告别时,他没忘了请厅长代他向厅里其他领导问好。

这些日子,党组织很少开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精神给他们传达,长期以来,何芸生习惯了“舆论一律”,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这种形式的大鸣大放,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意见,各种大字报,常常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起一些大字报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批评。由中学直接进入大学的那些同学都没亲身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但何芸生这样的调干是经历过的。在机关时,他之所以受到领导的信任,除了工作能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紧跟领导,阶级观念强,敢于斗争。他知道,大字报上所说的那些运动造成的错案、冤案大概不是子虚乌有,类似的事,他在机关里见过不只一二。因为是政府机关,在政治上对干部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认识的一个宣传部的干部,写过一篇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章,和“上面”的精神不一致,很快就被调离省委机关。他心里明白,那是个很好的同志,他觉得他真冤。当时他就想:这还是平时,如果赶上什么运动,后果恐怕就更严重了。但是,确如方厅长所说,事物是复杂的,变化的,这样鸣放下去,后果怎样呢?会如何收场?厅长的话,特别是他说的:“有的事一时弄不清楚,就不要糊里糊涂,一马当先,自己先找个冷板凳来坐倒,不去凑那个热闹。”他觉得心里明亮了很多。他拿定主意:弄不清楚的问题决不要随便表态。

第二天下午蒋时雨突然找到何芸生,说要向他汇报思想,交换一下对当前鸣放和一些大字报的看法。何芸生蒋时雨同是调干生,好些方面有共同语言,但因为不是一个小班,平时接触不算太多。

蒋时雨谈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就说起当前的鸣放:

“你是党员,我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近来的思想情况,还有些建议。有不对的地方请你批评。这段时间川大改变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形势发展很快。但是我觉得我们年级还相当沉闷,群众没有动起来。有人说我们是学生,入学又还不到两年,不了解情况,提不出多少意见。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年级有好些调干同学,他们经历过的事不算少,政治上比较成熟,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就是直接从中学升上来的同学,别看他们是从学校到学校,其实他们很敏感,思想很活跃,比我们这些人还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我认为我们年级落在全校、全系的后面,主要原因是党员没有动起来,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责怪你。一年多来,我对你的印象一直很好。你党性强,为人正派,我想,你对毛主席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和决策一定是衷心拥护的。不过,我听到不少同学对你有些意见,说你叫别人鸣放,自己却稳起不动,还有同学意见更尖锐,很不好听,我都不便转述。有人要给你贴大字报,我劝阻了,现在要揭发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给何芸生同志贴大字报,那是把矛头对着谁啦?方向就错了。我认为这里面有误解。我觉得实际情况可能是你有许多思想顾虑,有些问题没有想通,这影响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学们看到你都在观望,大家的顾虑就会更多。你说是不是?我的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我是从一般调干同学的思想情况来推断的。可能是因为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机关里开口闭口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各种运动看多了,难免会顾虑重重。我自己也是这样,最初对鸣放很不理解,很担心坏人出来混水摸鱼,把形势搅乱。特别是联想到去年的匈牙利事件,对当前的情况有许多忧虑。最近我又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看了党报上刊登的好些意见,考虑了很久,逐渐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解放后一直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对党组织很有感情,也正因为这样,看到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那么多,很痛心,这才体会到毛主席发动群众的英明伟大。如果不发动群众,许多问题都不能揭发出来。这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校内外看起来都有些乱,但我认为不会像匈牙利那样天下大乱。中国的情况和匈牙利完全不同,社会主义江山是共产党打出来的,不是苏联打下来送给我们的,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但是,我又想,如果许多严重的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以后,有朝一日,说不定真会出什么乱子。我希望你能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全年级同学积极投入鸣放。”

何芸生想:蒋时雨很坦诚,凭心而论,应该说他的好些意见都是对的。他既然主动找自己谈思想,提意见,按理,自己也该如实地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才对。但他想起了方厅长的话,他只是说:

“……这段时间我思想的确有些乱。本来,党中央毛主席讲得很明确,这次是在党的领导下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总觉得问题复杂。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所以常常瞻前顾后。一些同学对我有意见,我能理解。我不希望有同学因为我的态度产生顾虑,我算个什么呀?一个小党员。不过,对你提的意见,说实话,我很感谢。我一定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努力起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蒋时雨很诚恳地说:

“老何,你的这些想法我都能理解,我们都长期在机关工作,那时候,说穿了,凡事听领导的就是好干部,现在群众的意见都是对着领导,还不仅仅是基层的领导,我们的思想一时转得过弯子吗?毛主席高在哪里?我看,高就高在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同,他比一般人站得高得多,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跟不上。他批评的陈其通那些干部不都是忠于党的好干部吗?绝对是好党员,好干部,但他们是老眼光看新问题,跟不上了!毛主席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重要武器,但是真要群众敢提意见,提尖锐的,领导不愿听的意见,就难了。这几年大家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一直在高压下生活,大家都害怕了,不敢轻举妄动。这两天出了些关于川大历次运动的大字报,你一定看到了,如果你还没有看,我劝你去读一读。”

听到这里,何芸生点点头,意思是我读过了。

蒋时雨接着说:

“揭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开始,有些事我还不相信,比如曾老师的事,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真是那样。唉!不解决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问题不仅眼前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参加鸣放,还会长期闭塞言路,后果就更严重了。”

蒋时雨的话很难反驳,但何芸生不能不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这样,在群众眼中,这也错了,那也错了,会不会把历次政治运动抹黑,把党的领导抹黑呢?应该充分肯定这些运动的成绩,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谈缺点错误……

他说:“说心里话吧,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些运动还是必要的,不搞不行,比如说思想改造运动,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脑子里旧的思想不适应新社会,就要改造。如果没有思想改造运动,还是旧思想,旧观念,怎么能担负起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责任呢?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确实也是事实,但我想,情况这么复杂,不可能不出一些偏差;出一些差错,更不是党的政策造成的。我的意思决不是反对揭发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反对给确实搞错了的人平反,但是,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怎样做效果更好。不然,会被一些人利用。”

蒋时雨觉得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何芸生有不小差别,他对那些运动造成的问题,各种错误好像太轻描淡写了,在他的谈论中,一个个人,他们,他们的家庭在精神上遭受的打击,他们的痛苦,都被淡化到几乎看不见了。不过,他觉得何芸生还算诚恳,还说了些自己真实的想法。

 

                                                                 10

 

对曾先生的遭遇,赵翔特别难以释怀。

一天多来,曾先生曾被怀疑为间谍的新闻一直是中文系同学们谈论的热门话题,这事很有些戏剧性,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议论。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又谈到了它,但赵翔却沉着脸一言不发。这时,他见到汪海涛正在走出食堂,“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去向他了解更多的情况呢?”他想。“他知道的情况多。”于是,赵翔饭后不是先回自己的寝室,而是径直走上二楼去找汪海涛。在汪海涛的寝室里,有人正在写大字报,有人已经午睡,汪海涛正和衣躺在床上翻报纸。赵翔轻声把他叫出寝室,走到走廊尽头,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多,好谈话。

“有何指教?”汪海涛装做一本正经的样子。

“你看过那张大字报吗?”赵翔直截了当地问他。

“哪张大字报?大字报这么多。”汪海涛一头雾水。

赵翔也觉得自己刚才问得太唐突,笑了笑:“《论坛》不是有一张《从思想改造到肃反运动》吗?其中提到曾老师。”

“你问的原来是这回事。当然知道,不仅知道,那材料还是我提供的。”

赵翔有些惊讶,没有想到汪海涛也参加进去了。“那就是说,你认为事实就是大字报说的那样。”

“不是我认为,而是客观事实。曾老师这个人,学识、人品,只要听过她的课,没有一个同学不敬佩。她原来是华西大学毕业的,后来去美国留学,四川解放后不久匆匆从美国赶回国,她担心往后美国不会让她回到共产党占领的中国大陆。她和章老师如果不回国,肯定前程远大。为什么要回国?两个字:爱国!你想不到吧,这样一个老师还不得好报,被说成是美国间谍,戴着笑容可掬的假面具,面具后面却是青面獠牙!”

“真难叫人相信!但从曾老师身上,我们却一点看不出她受过那样的委屈呀,他们好像生活得很快活。”

“你怎么能断定他们生活得很快活?你要他们整天在课堂上,在学生面前吐苦水,发牢骚吗?看来你还是不完全相信。告诉你:肃反运动一开始,她就被怀疑上了;不对,是更早时候上面就对她有了怀疑,据说还暗中进行过一些调查。只是到这时候才把问题端出来。我再告诉你一些情况。不知从哪里来的材料,说她和章先生回国时暗中带了一部电台,又有住在她家附近的人说听到过晚上从他们家传出发电报的声音。‘呜-呜-呜’,你在电影里听过吧。审查她的时候,办案人员把她看成一条大鱼,不是直截了当地提问,而是声东击西,故意说得含含糊糊的,想让她露出破绽。弄了好久,曾老师才知道他们是要问什么电台。原来,哪是什么电台呀!那是收音机!保卫部门去她家搜查过,还在她家的花园里东刨西挖,看有没有武器,结果只刨出了一把锈迹班班的餐刀,吃西餐的时候用的餐刀。我想,餐刀倒可能是曾先生、章先生埋在土里的的;吃西餐的餐刀,那可是从美国来的,暂且不说是不是间谍用的东西,就把它作为‘亲美、崇美、恐美’的证据,在那时候,也好似雪上加霜呀!”

赵翔也相信餐刀是曾先生为了避祸埋在地里的,可能她认为这样就少去很多事,她不会想到这玩意也会被挖出来。赵翔心里一阵痛,他在心里长叹:“小心到这个地步!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你说的这些情况是从什么地方听说的?有些,好像一般人不可能知道。”赵翔问。

“这个你就不必打听了,但是你不用怀疑。你还不相信我吗?”汪海涛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

“好,我不问。我相信你说的。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从她的情绪上,我们一点看不出她的这些遭遇。她好像总是高高兴兴的。”

“她不高高兴兴,那又该怎么办?不能整天皱着眉头,啼啼哭哭。唉,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顾全大局的,他们没有过高的要求,不希望把他们当成名星来吹捧,不奢望很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只希望得到起码的尊重,不把他们看成是异己分子,只要能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让他们能发挥所长,他们就会兢兢业业地工作。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好领导吗?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什么遭遇?不断地被批判,批得你把自己都当成了龟儿子!有的人被打倒在地,一直翻不了身;她算幸运了,只是被审查了一阵,最后对她说:基本上弄清楚了,你不是美国间谍,放下包袱,以后好好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你说她该怎么过日子?中国知识分子,唉,千锤百炼,是‘像钢铁那样炼成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刚才说了,他们内心深处到底有没有悔恨,有没有委曲,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赵翔直想哭。

“你们在大字报上列出她的名字,她知道吗?”

“没征求过她的意见。”汪海涛回答。

“这不是不尊重她吗?”

“我考虑过,想来想去还是不征求她的意见为好。曾老师这个人胆子小,什么事情都很低调,不张扬,不愿惹事生非,如果去征求她的意见,她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她很可能说:事情早就过去了,何必再提!不过,第一,我们谈的都是事实,中文系的老师都知道,一些高年级学生也知道;第二,我们没谈她的意见,不代表她,完全是从我们的角度谈的,这样,以后如果有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找不到她头上,通通与她无关。老赵,大字报只是举了一部分例子,其实,在那些运动中受到冲击,受到伤害的,在川大岂止是我们谈到的那些!我们只列举了部分有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人。其他人一时无法涉及。看来你很关心我们学校的问题,”汪海涛突然转换了话题,“我们准备访问系主任王默生先生,你有没有兴趣?如果去,你一定会了解更多的情况。”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七点钟。”

赵翔没有问汪海涛所说的“我们”是哪些人,立刻回答:“好!”

“六点三刻在宿舍门口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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