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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黑昼(小说连载,22)  

2009-08-16 15:43:54|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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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图书馆刚刚开门赵翔就来了。他走进文科综合阅览室找了个靠里的座位坐下。平时,他就喜欢来这个阅览室。这里书多,又是全开架,很方便,而且没有干扰,很容易静下心来。不过,这些日子来这里的人明显少了,同学们的心思已在教室、图书馆之外。赵翔看了看了看过去往往座无虚席的大厅,现在只有二、三十个人,空荡荡的,也不像往常那样安静。外面就是大字报栏,议论的,喊叫的,各种声音都传进了图书馆。但是,总比寝室里好一些,最近寝室里总是闹烘烘的,大家都静不下。赵翔很快就找到他昨天没有读完的那本书,但他的心思却无法像过去那样集中到书页上,他又去书架另换了一本书。

这时他见到郑小琳和薛菲菲就坐在离书架不远的地方。他们正在从书包里取笔记本,看样子是刚来。她们好像也注意到了他。三对眼睛互相冲着笑了笑。薛菲菲脸色不像往常那样红润。她在郑小琳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话。郑小琳把她推开。她板着面孔,谁也看得出来是故意板着面孔,展开面前的书。薛菲菲仍在偷偷地笑。郑小琳故意不理她。这每一个镜头都落到赵翔心里。他走回自己的位子。想着前两天郑小琳告诉他的薛菲菲的事,他的思绪慢慢集中到薛菲菲的母亲身上,又想到秦大明的父亲。然后,一个人的形象在他遥远的记忆中走了出来。那是他的父亲。在初中和高中的整整六年中,赵翔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父亲会如何影响到他的现在和未来。他从未发现别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心地坦荡。甚至,在他知道杨隽的悲剧以后,他也没有对当今社会通行的一条重要法则想得太多。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必须面对;虽说自己过去并非是回避,那时,他只不过是认为那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而已。这种变化,当然是因为郑小琳。他必须考虑很多过去不在意的事情。刚想到这里,他发现郑小琳向他走了过来。她灿烂地笑着,但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张小纸条轻轻地撂到他面前,就转身往回走了。低条上是短短一句话:“《论坛》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快去看。”小纸条上的字迹隽秀可爱,像她的笑容。像她说话时的嘴唇。像她的眼睛。是什么大字报?他想。不会是一般的大字报。他联想到上次贴出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反正看不进书……”他想。他把书还回书架,收拾好书包往阅览室外走。他注意到郑小琳、薛菲菲正看着他,他向她们招了招手。

人们密密麻麻地围在图书馆左面外墙上一长排大字报前,是刚贴的,浆糊都还没干。大字报标题是《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赵翔挤进人群。

大字报从思想改造运动谈起,一直谈到1955年的肃反,先是介绍了这期间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般情况,接着写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中,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这不仅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古往今来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观。我们并不笼统地否定这些运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革命政党有时确需在有限时间内动员、整合各种力量以革命的方式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突出问题,以便扫清前进的障碍,但从历次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治运动在取得一些预期成绩的同时,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些运动中,各级领导人为达到预期的目的,常常偏听偏信、捕风捉影,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施用各用手段迫人就范,使不少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有的人乃至含冤弃世,严重侵犯了现代社会应予尊重的人和法律的尊严,破坏、扭曲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由于运动的影响,知识分子如履薄冰,终日诚惶诚恐,噤若寒蝉,这就严重地窒息了社会思想,‘百家争鸣’之不可能实现,根源在此。运动的领导者还一再发动一批所谓积极分子批斗另一批所谓运动对象,而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又可能成为另一运动的对象,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不和。这些运动无视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一律按照事前既定的目的和既定的设想运作,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得以恶性发展。凡此种种,有目共睹。为了揭露从思想改造到肃反运动在四川大学造成的恶果,我们在下面列举了搜集到的部分事实,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是极不完备的。”

后面,编者列举了一大批在各次运动中受到审查的教师名字,又从中选列了十多个人,逐一说明他们在什么运动中因何原因受到打击,事实真相,事后的遭遇等等。令赵翔十分惊讶的是,其中居然有教现代汉语的曾老师。大字报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接二连三的大会、小会上,领导和“群众”一再批判她的 “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她多次检查、交待不但不能过关,还被说成是“避重就轻”、“假检讨真反扑”,“坚持反动立场”;这且不说,后来领导又把“钢鞭材料”抛给一些“积极分子”,示意他们射出一颗颗“重磅炮弹”。她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留学,行前多次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有人就抓住这个“要害”,要她老实交待她和美国大使馆的谍报人员有什么勾结。有人在批斗会上甚至公然称她就是美国间谍、国民党特务,解放前夕伪装爱国返回中国大陆长期潜伏……。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认为中文系抓住了条“大鱼”,但这么大的问题,查来查去,却没弄出什么结果。

赵翔被惊呆了!开始,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名字。他没有看错。于是,他立刻怀疑起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那样一个和蔼可亲、深受学生敬重的爱国学者在有的人眼中怎么会是“美国间谍”、“国民党特务”?那些人,他们的脑子是不是和一般人构造不同?赵翔他想起去年元旦几个同学去曾先生家拜年。章先生穿着毛衣,提一把喷水壶给他们开门,他身后一片青葱。曾先生清唱昆曲。章先生的幽默。“你们是中文系的,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昆曲失传了,你们是有责任的啊!”欢声笑语。屋子里像洒满阳光……这一切,怎么能和大字报上所说的联系起来呢?难道她是间谍史上最杰出的间谍?有这样的可能吗?

他看到何芸生也在看大字报的人群里。他面无表情,完全看不出他对这些大字报的态度。不知他现在想的是什么。赵翔想挤过去。他想听听他的想法。他是党员,他比我们了解情况。赵翔感到何芸生似乎也看到了他。他似乎猜到他想和他交谈。他似乎不愿意和人交谈。赵翔看到他急忙挤出人群,走开了。

赵翔在原来的地方呆立了很久,重新把大字报看了一遍。他的脑子被一个问题占据着:大字报上写是不是事实?会不会把有些情况夸大了?或者,把有些本不相关的问题拉扯在一起了?比如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追查她的历史问题,批判她的“资产阶级思想”时,有教师或学生说了些过头的话,但这和党组织的看法无关。但他又想:如果是这样,《论坛》岂不是太傻了?它说:当时开过很多会,大会,小会,逼她交待,既然这样,自然许多人都知道。它怎么可能夸大其辞,胡编一通呢?夸大,胡编,很容易就被揭穿,那不是搬起石头扎自己的脚吗?

“曾老师和章老师是不是知道这张大字报?”在回寝室的路上,赵翔又想。肯定不知道,大字报是刚贴出来。即使是前两天贴的,他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住在校外,谁会急着把这样的事告诉他们?他又想: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证实还是会否定大字报谈的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事,那好办,他们会干脆利落地出面澄清事实,他们不会让人拿他们做文章;但是,如果情况真如大字报所说的呢?那就难办了。赵翔猜想,他们不会出面证实的。他们会选择沉默。很可能,他们不愿意别人旧事重提。何必呢?过去的事了,重新翻出来有什么意思?他们为人很谨慎。赵翔想起去年元旦在他们家,谈话中,他们好像极力要避开一些话题,比如他们当年在美国的生活。一定是这样的:他们不愿招惹麻烦,他们只想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教自己的书。看起来,他们过得很自在,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难道他们真地像看起来那样平静?赵翔脑子里出现了无边的蓝色的大海,一艘船在波涛中从美国驶向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一群驶向祖国的留学生。当中就有曾老师、章老师。那时,他们脑子里一定满是美好的憧憬……后来,后来……他们内心深处难道真就没有一点委曲?一点也不后悔?不后悔当初所作的选择?是他们的思想真地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不论自己的遭遇如何,他们也从不报怨,永远深深地相信党、热爱党,还是……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呢?也许他们另有寄托,那就是学术、事业,其它的他们都不在乎了。不!这很难解释,怎能不在乎呢?知识分子,谁又没有很强的自尊心呢?他们怎能忍受这样的凌辱?也许,他们很无奈,你叫他们怎么办呢?压在他们头上的力量太强大了。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冲击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常态,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也许,也许……赵翔感到自己太肤浅,缺少理解这一辈知识分子的能力。他又想起胡文端老师,想起他给他们上第一节课时的情景……赵翔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混乱了。他想让自己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那张大字报上。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尽力去复述、思考大字报的内容。慢慢,他对大字报上说的有关曾老师的情况又一次产生了怀疑。会不会有一些重要出入呢?毕竟,这只是一张大字报。他对《论坛》,对《论坛》的那些人,毕竟一点也不了解。

寝室里只有李静一个人。赵翔对他说起那张大字报,李静说他已经看过了。赵翔说起自己的看法。

“她出国前去过美国驻华使馆,那些怀疑她是美国间谍的人会认为,这可是一个重要情节。”李静说,他的语气略带嘲讽。

“那是去办签证!这是常识!”赵翔好像不是在回答李静,他是在和另外的人争辩。

“但在运动的领导人那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李静说,“他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和一般人不同。他们会认为,她可能是去办签证,但也可能是有另外的不可告人的原因,比如,接受使馆里的特工的指示;为了这另外的可能的原因,就应当审查,不能让坏人漏掉。这些日子我常常想,历次运动为什么会制造那么多不白之冤?在苏联,甚至有这样多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都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消灭了,我慢慢悟出了一点道理:如果在指导思想上认定周围有那么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一心要把这些人抓出来,不让一个人漏网,那么,很正常的事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罪名。”

“你说,如果曾老师早知道事情会这样,她还会回国吗?”

“这就不知道了。”同样的问题李静已经在心里问过自己多少遍,他确实不能回答。他相信,有的人不会,但有的人还会,这些人会想,为革命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这就是“虽九死犹未悔”。

赵翔想起一件事,说,“我中学时有个同学,不是同班的,我读初中时他就读高中,但我们比较熟,他和你一样是校学生会主席。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军到了朝鲜,后来被俘,停战后他坚决要求回国,他被遣返了。谁知回国后他被怀疑在敌人的战俘营中当了叛徒。是怀疑,并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他是叛徒,但也没有材料能证明他没有当叛徒,这样,他成了一个靠不住的人,他的一生也就完了,连考了几次大学都没被录取。他学习成绩很好,又快高中毕业了,如果他当初没有参军,我敢肯定他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专家、学者,但是……”

“那就是说,他当初根本不该参军?”

“也不能这么说,那是响应祖国的号召,那时人们满腔热血,根本没考虑过自己。事隔多年,回过头去看,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时参军的人中有的后来成了英雄,后来成为优秀的指挥员,如果是那样,最后的结果当然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人’到底算个什么,是伟大,还是可怜。他们在一生中要不断地选择,面前有很多路,他们必须选择一条路,必须作出决定,但顺着他们自己选的路走下去会怎么样呢?他们事前不知道,只有到了某个时候才会知道,那时如果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赵翔说。

“你怎么像个年迈的哲学家了。真是睿智的哲学家走进了思考的死胡同,再想下去,我看你也会神经错乱的。不要想得太玄了,应该过得轻松一些。”李静说,他又像责备又像劝慰。

赵翔仍然忿忿然:“上面应该有勇气、有魄力,作一次全面的清理,凡是错了的,就应该通通平反。毛主席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他有一段话我特别感动:‘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如果真正这样做,大家的意见也就不会这样大了。我认为纠正错误只会提高党的威信,不承认犯了错误,或者轻描淡写地承认,结果会相反。”

李静深深叹息着。“也许我们的命运会比曾老师那一辈人好。”

“为什么?”

“时代不同了。社会总要前进吧?”李静说。

“我想也会是这样。那些大字报如果出现在几年以前,作者们的下场就可怕了。现在,即使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听取,至少不会招来横祸。”                                                                

 

                                                                  8  

 

有几件事使四川文艺界最近颇为热闹,其中之一直接关系着宋珂。

去年他发表的那篇论几年来诗歌创作的文章招来一些人的批评,最初,他对那些批评一律不加理睬,他照旧写他的诗,好像这场“论战”与他无关,甚至从来没有发生。其实他心里憋着一肚子的气。但批评他的人仍抓住他不放。在“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他无法再沉默了,写了篇文章重提旧事,说一年多来对他的围攻是因为“一些人”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是他们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大爆发。他还在文章中影射了省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到川大作报告时对他的不点名的批评。前两天省作协一位工作人员到学校来找到他,说省作协决定围绕他的文章开一个座谈会,也听听大家对我省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意见,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包括“论战”的双方参加。开始,宋珂说他对这样的座谈会没多少兴趣,他不准备出席,对方是宋珂的熟人,他说这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气氛一定很好,好说歹说,宋珂才答应参加。

“座谈会开得怎么样?你发言了吗?”宋珂到省作协参加了座谈会,刚回到寝室,汪海涛就不住打量他,问。

“既然参加会当然就要发言!文章出来,有批评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有的人不是善意批评,他们四处找别人的岔子,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动向’就连忙把手里拿着的帽子扣过去。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宋珂所说的“有的人”是指他的一些批评者。汪海涛知道颇为高傲的宋珂平时就瞧不起那些人,他已经忍了好久了。

宋珂在会上重申了最初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欢迎大家针对他的观点展开讨论,欢迎批评,但他不会被帽子和棍子吓倒。他还说去年以来对他的来势汹汹的批评是有组织的“围剿”。批评他的人也发了言,他们的语调缓和了一些,有的人还承认自己的文章有些“感情用事”,但他们的观点仍然和宋珂针锋相对。

宋珂对汪海涛说,“想不到会上居然有人为我辩护,你猜他是谁?”

“我又没参加座谈会,再说,我对那些批评家,一点兴趣都没有。”

“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是王先生!”

“哪个王先生?”

“还能有别的王先生吗?自然是王默生先生。”

汪海涛听了也觉得意外,据他所知,宋珂和王默生先生平时几乎没有接触。倒是他自己常去向王默生先生请教,他想:“这事和他无关,怎么他也‘跳’出来了。”但他很快想起:去年他有次听王先生顺便谈起过那些批评宋珂的文章,说它们歪曲了宋珂的原意,“乱打棍子”。他知道王默生是个敢于仗义直言的人。

“他怎么为你辩护?”

“他的发言不长,但很有份量;明天报纸要刊登座谈会的消息,还要刊出主要发言的摘要。有这么一个老师,我也够感动了。”

果然,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这个座谈会的消息和一些人的发言摘要,但不知何故,王默生的发言却和别的发言不同,是全文发表。他是在听了宋珂和一些批评意见后发言的,他说:

“宋珂虽然是我们系的学生,我和他却少有接触,不过我读过他的一些诗,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据我所知,许多青年读者,特别是大学生很喜欢他的诗。他发了那篇文章,开始时我不知道,文章受到尖锐的批评,才引起我的注意。说实话,我是先读了批评文章才读他的文章。读了以后我很不解,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招来一顿乱棍。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嘛,是为了繁荣我们的诗歌创作;不管怎样,我们得承认当前我们的诗歌创作的总的情况很不令人满意,在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成就何等辉煌!‘愧对杜甫’,他不只是说别人,还包括他自己,这也正好说明他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年轻的作者,有这样的责任感,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有批评者说:用短短几年中的成就和几千年的成就相比,这是资产阶级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一贯的伎俩。对这样的批评,恕我直言,我很反感。我不明白,在毛主席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为什么有人动不动就给人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除了扣帽子,打棍子,这些自诩为‘无产阶级批评家’的人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们为什么不能期待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可以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超越过去时代的文学呢?有人特别反对宋珂说的诗歌是高度个人化的艺术,离开个人的感情就扼杀了诗歌,他们认为文学是党的事业,是无产阶级的集体的事业,不是用来个人表现的。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党’和‘个人’从根本上对立起来,我们都很熟悉列宁的这样一段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段话不是出自别处而恰恰是出自《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归根到底,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一个个的‘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排除了个人的所谓‘集体’。宋珂的文章可能有的地方用词不当,对一个青年学生,我们不能要求他无懈可击,只能从总体上看。对宋珂的这样的批评,如果发生在几年以前,是一点不奇怪的,但发生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我觉得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甚至更多的求同存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本无从谈起。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惭愧得很,对当代文学,比起在座诸君可说是小学生,所知极少,本来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我是宋珂的老师,还是川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当我们的学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被委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说话。当然,我得申明,如果错误在他,我是不会为他辩护的。我们要服从真理。我的这些意见如果不对,当然欢迎大家批评,不过,我期待的是善意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指责,不是帽子和棍子。”

吃晚饭时在食堂里见到赵翔,汪海涛把报上发表了王默生发言全文的消息告诉了他,赵翔说他已经读过了。

“你认为他的发言怎么样?”

“我很敬佩这位先生,特别是他最后说的那些话。这很要有些勇气。”赵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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