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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黑昼(小说连载,19)  

2009-08-13 16:56:53|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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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卷    暴雪

 

                                                                  1

 

如果要问哪个季节最美好却最短暂,那当然是春天了。1957年的春天更是短暂得出奇。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仿佛只露面了一会儿,大学生们还来不及尽情领受她带来的浓郁的浪漫,无处不在诗意,她就像被谁威逼着,急忙忙抽身而去了。

王默生收到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宣传部的紧急通知,请他第二天,也就是1957年4月5日上午到省委小礼堂参加重要会议,通知上还有人用笔附了一句话:请务必出席。到了会场他才知道,是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出席会议的主要是是四川省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有像他这样的知名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共100多人。

他早就想听到毛泽东讲话的全文了。

新年以来,王默生处处感受到中国政治生活中一股强劲的春风正扑面而来。报上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作了重要讲话。有个参加会议的朋友事后兴奋地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兴致极高,妙语连珠,从下午3点讲到7点,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王默生还得知,这个会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参加会议的有8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党外人士。会议开始时,先是组织大家听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录音。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分别邀集参加会议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一些代表座谈。3月12日毛泽东又到会发表重要讲话,那是会议的高潮。在王默生记忆中,这样规模的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好像前所未有。毛泽东这两个讲话的内容虽然没有立即正式传达,但它们的主要精神不仅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到了相当级别的干部,一些有背景的党外人士也知道了。王默生也多次听人谈到,他心情极其振奋。但是,那毕竟是“精神”或讲话中的“只言片语”,他很想知道讲话的全部内容。这个愿望那天终于实现了。为了让大家听清楚,传达人有意放慢了的速度。王默生全神贯注,谛听着源自毛泽东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毛泽东睿智的思想,风趣幽默的表达,使他如登春台,如沐春风。

早在1930年代在山东任中学校长时,王默生就曾帮助、支援过好些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在川大中文系任教后,他又积极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他历史清白,和国民党政府素无瓜葛;这些,使他在解放后和别的,特别是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处境颇不相同。但他毕竟“来自旧社会”,是“旧知识分子”,是教育、改造的对象。他教的,研究的,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是被说成是浑身上下粘满“封建阶级污泥浊水”的“封建文人”。以后,他虽没有受过更大的冲击,还被任命为系主任,但他的真实心境却并非那些不知底细的学生们所能想像。他因为偶尔对当前一些文艺问题发表过意见,为有的被斥为“毒草”的作品说话,招来过许多不快。他还亲眼看到,就在自己身边,有不少教师虽然平时里就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但仍免不了一次次受到批判、打击。他不得不吸取这些教师的教训。有时,他真想躲进书斋,埋头古籍,不问世事,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不当系主任,不介入文艺界的是是非非,他还是教师,他总得教书,教书就要说话,一堂课下来要说那么多话,说不定哪一天有人就会从中抓出几句话加以“阶级分析”,认定他在课堂上“放毒”。这是有前车可鉴的。有段时间,他认为,自己教古代文学,离现实政治远,犯错误的可能性总要比研究另外一些学科的人要少些吧,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规模批判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听人说的一件事更令他没齿难忘:某系有位青年党员教师,一想到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每月高达200多元,而自己这样的“党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只有60多元,就愤愤不平,一次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上谈了自己的想法,参加会议的党总支书记劝慰他说:你不要跟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嘛,他们工资高,是党对他们进行赎买,赎买他的知识。你是党培养出来的,自己人,还要党拿钱赎买吗?那位总支书记的解释很快就传开了,一谈起这事,老教师们有的忿忿然,有的则是无可奈何地苦笑。王默生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党和人民,工作上也兢兢业业,但不管怎样,他们就是不被视为自己人,这是许多老教师最痛心疾首的。使王默生感到压抑的还有文学、学术的环境。他深知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文学、学术才有可能繁荣,但现实哪是如此呢?幸好,这样的局面看来要过去了。

王默生对毛泽东敬仰之至。他想:从去年开始,毛泽东一再走到政治前台来动员,扫除各种障碍,其意义显然不同寻常。王默生认为,这显示了毛泽东的决心,也反映了毛泽东对苏联历史的反思,是对苏共20大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回答。看来,他决心要引领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路,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要用不同于苏联的办法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估计,中国社会将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宽松,解放初期那种大规模的政治、思想的整肃,大概不会再搞了。在王默生的想像中,由于毛泽东,知识分子盼望已久的宽松、民主的环境即将成为现实。

在省委听了传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去看望胡文端,对他谈起毛泽东的讲话。王默生兴致勃勃,但他发现,胡文端的态度远不像他那样兴奋。他居然认为:中共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不同意见,去年,波兰、匈牙利又出了事,听说国内有的地方也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在这时候,强调阶级斗争,把这根弦绷得一紧再紧,这才合符毛泽东的一贯逻辑,现在的情况不但不是这样,反而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不大好解释。他认为应当冷静观察,谨言慎行。

王默生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

“毛泽东高瞻远瞩,他的政治智慧在当代中国无人可及。很可能是这样:他认为解放后不少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积习已久,盘根错节,如果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恐怕很难真正触动。长此以往,一些矛盾难免激化,重蹈东欧一些共产党的覆辙。我更不怀疑毛泽东的诚恳。唉,你不是有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吗?”

胡文端站起身走向靠窗的那个书柜,很快就找出了这本书,那是十二年前在重庆出版的,虽然他很爱惜,书页还是早就发黄了。他小心地把书递到王默生手里。王默生轻轻翻了几下就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一页。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作了十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特别深远,后来人们俗称为“延安窑洞对”。

当年,很多知识分子都读过《延安归来》,知道这个“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到,过去一代代新的封建王朝推翻了旧的王朝,但不久就和旧的王朝一样腐败了,这好像是个规律,他问毛泽东:如果共产党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以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作了回答——不会!这时,王默生念出书中的一段文字:“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接着说:

“我认为,毛泽东现在就做这个伟大的实践,他要依靠民主,发动人民群众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他轻轻闭上书,把它放到桌上。见胡文端沉思不语,又说:

“照你的推论,毛泽东现在岂不是在设计一个大圈套,把不同意见引出来,再‘聚而歼之’?怎么有这种可能呢?那岂非失信于人民?以后他又如何向历史交待?不,我相信他的诚意。”

说到这里,王默生又向胡文端谈了些他北京上海的朋友们来信告诉他的一些情况,主要是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去各地巡视时一些重要谈话的精神。但他注意到,胡文端却很少应和,好几次甚至轻轻摇头。看来他的重重疑虑不是一时能化解的。这也难怪,历次政治运动确实把知识分子整怕了!

不过,王默生本人心里也并非就真的那么踏实,他不是一点疑虑也没有,只是,这不是怀疑毛泽东的讲话,怀疑毛泽东的诚恳,而是怀疑各级党组织的态度。他早就注意到,从报上发的消息看,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党的其他领导人并没在场,这是完全不合惯例的,《人民日报》只发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消息却没发社论,一般人并不知道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宣传工作会更是连消息也没发。之后,《人民日报》好久没有这方面的声音;这些,实在令人难解。在川大,从党委一些负责人到许多党员,态度暧昧,远不像肃反等运动,毛泽东登高一呼,立刻应者如潮。这一点必须看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中国的事情,不但要看中央,还要看身边的党组织的态度。

“胡文端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自己是不是浅薄、冒失了些呢?”王默生在心里这样问自己。

但在告别的时候,王默生还把事前抄在纸上的一首短诗留给了胡文端:

 

快乐地走在北京的街头,

新盖的楼房向我招手,

春风四面八方吹来,

寒冷哪儿也不再停留……

 

那是王蒙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春风》。春风里,这位年轻作家心情多好!

 

                                                                  2

 

尽管报纸每天都在显著位置刊出关于各种各样座谈会的消息,尽管其它一些高校相继出现了大字报,尽管校党委一再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川大校园仍平静如常;此时此地,这本来十分可爱的平静使校党委负责人颇有些尴尬。谢天谢地,5月22号,川大终于有人开始张贴大字报了。学校马上把图书馆正面的墙面规划成大字报的集中张贴处,此外,在它前面,林荫道两旁很快就用木条、竹席搭起了几十公尺长的简易大字报栏,只是这时的大字报并不多,且内容多属“学生食堂的卫生状况堪忧,党委为何不管?”、“校医院某医生医疗态度恶劣,党委应加强教育”、“某系某年级党支部书记的主观主义”、“校长办公室有无官僚主义作风?”一类。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也向川大全体师生传达了,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情况都整理见报。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慢慢热起来了。但深处内地的四川大学仍表现出一贯的稳重和审慎。那是它的风格,这既植根于它的传统,又是因为数年来大的形势的熏陶。这时,校党委是否仍在尽心体会上面的精神,观察、分析形势,以掌握政治方向,这不得而知。教师、学生中的党员们,在阶级斗争观念上长期一马领先,他们的政治教养使他们凡事首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认识、分析,对“鸣放”,他们自然格外谨慎。他们的态度又加深了其他师生的疑虑。绝大多数教师们是从解放后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撑持过来的。许多人因为来自旧社会,因为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沾上的污渍,因为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甚至因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再地受到批判;有的人顺应形势,在这个运动中当了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但在另一场运动中又成了被人批判的对象。两年前的肃反运动他们更是记忆犹新。“人贵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头上高悬着一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虽然心中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们总是提醒自己要头脑清醒,切记“祸从口出”的警世格言。因此,他们“鸣放”的积极性不高。党委因这种沉寂感受到形势的压力,他们想改变局面。这十来天校党委、各系总支负责人纷纷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动员师生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但他们的工作一时收效不大。

又一个由校党委召开的关于“大鸣大放”的座谈会正在校会议室举行。此前已经召开过多次这样的座谈会。在前几次的座谈会上,大家谈的意见也不少,但都是些万无一失的意见,如某民主党派川大支部的负责人就说:

“校党委一贯重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让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兼任了不少重要职务,我就兼任了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每次全校性的卫生检查都一定要我参加,我非常感谢校党委对我的信任,但我精力有限,还有教学、科研任务,常常顾此失彼,我诚恳地希望校党委设法减轻我们社会工作方面的负担,让我们能更多的时间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

主持会议的党委负责人当即插话说;“这个意见提得很好,我们一定马上给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打招呼,以后一般的卫生检查就不惊动先生了,不过,重要的卫生检查,我看,还得偏劳先生出面把关。”

这类发言在校报上刊出后,反应很奇特,有人还在大字报栏上张贴了一组打油诗,大加嘲讽,围观的人居然不少,还嘻嘻哈哈,指指划划,不成体统。校党委也觉得有几分不妙,所以决定要开一个更有质量的座谈会,促进学校的大鸣大放。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会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王默生教授第一个发言。前一天晚上,校党委一个负责人在施振华的陪同下亲自到他家拜访,请他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带头给党委提意见。那位校党委负责人是第一次到他家,那天晚上态度极其诚恳、谦恭,使王默生感到自己再不响应号召实在是无礼,何况施振华也一再动员他。施振华和他共事多年,平时很尊重他,还对他谈过不少心里话,在王默生眼中,他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仍是校内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重要成员以及一些著名的非党员教授。座谈会开始时党委负责人又重述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的精神,重申了党的政策,态度诚恳地要大家消除顾虑,积极帮助党组织整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说罢他就请王默生教授第一个发言。王默生谦让不过,只好遵命。

他首先是谈川大的“鸣放”。他认为,和全国许多高校相比,目前川大的形势显得冷冷清清,很不令人满意,是“春风不度剑门关”,谈到这里,他分析说:

“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气候的变化最敏感。他们不能不想,过去各种运动一来,党的各级干部莫不积极响应号召,奋勇向前,广大党员也努力冲锋陷阵,为什么这一回是另一种景象?按理说,干部、党员比党外人士更了解党内的情况,但他们口口声声要大家打消顾虑积极帮助党整风,自己却一个个稳起不动,不鸣不放。我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我相信许多干部、党员至今态度含糊,置身鸣放之外,主要是因为他们还跟不上形势。这次和以前的各种运动不同,以前是整别人,这次是整自己,一时跟不上,不积极,也不奇怪。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据我所知,很多党外人士却和我不同。他们觉得形势不明朗,还在摸底,还在揣测。他们在想:现在号召大家鸣放,这到底放是为了改进党群关系、繁荣文化,还是为了挖思想,以后整人?他们心有疑虑。经历了那么多运动,知识分子普遍有畏惧之心,怕‘秋后算帐’,有话不敢说。我认为,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关键在党委,在党委的工作,要让大家感到党确有诚意。从表面上看,近来校党委作了那么多动员工作,该说的话好像都说了,但局面为何依然不景气?有些发言,有些大字报,很可笑,发言的人,写大字报的人,做出一副与党肝胆相照的样子,却尽捡一些鸡毛蒜皮来做不痛不痒的分析。这能怪群众吗?不能。群众是有脑筋的,他们会想,最了解党内情况,最了解党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当然是党的干部,是党员,特别是校党委的负责人,他们为什么不把问题摊出来?看到你们党委只是打雷不下雨,你们越是这样,他们顾虑越多。”

接下去他着重谈了校党委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严重问题。

“我认为我们校党委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是很有问题的,伤害的人太多。要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学校里,最集中地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我不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的知识分子都完美无缺,周总理说,他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况且如此,我们还能说自己不需要改造吗?问题是,是把知识分子真正地当成朋友,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还是实际上把他们当成革命的异已分子,粗暴地对待他们?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太严重了。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中文系的胡文端教授,是个很好的教师,前年肃反运动中被怀疑是胡风分子,隔离审查了两个多月,结果查明他只和胡风有过一般的联系。我曾大胆向党委一位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疑问,他说‘不通过审查,怎么能肯定他不是胡风分子?审查清楚了,领导放心,他自己也放心,这正是对他的爱护。’我问:‘审查的方式很多,不隔离就不能审查吗?’他说:‘现在看来,不隔离也可以,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隔离也不错。不论什么事都应该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嘛。’知识分子自尊心都很强,一个老教师轻易就被隔离,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么久,他心灵会受到多严重的伤害?但是,我前面讲的那位党委负责人却说得无比轻松,居然还说是对他的爱护,是历史唯物主义,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这样爱护,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谁消受得起?我看,这种解释只会加剧教师们的恐惧感,至少是曲为已说,不是诚恳待人。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在运动中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人隔离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隔离,谁都知道那就是拘禁、囚禁,是单位搞的拘禁、囚禁,被隔离、拘禁的,至少是嫌疑人。我不明白,像隔离胡文端先生这样的事,是由什么部门批准的?那个部门有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中国还有部宪法在那里嘛!但这个问题太严重,说实话,当时我还不敢问,我怕引来大祸。”

王默生的发言很快全文刊登在校刊上,在中文系师生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胡文端并非是一个缺少磨炼、不善自我克制的人,他从未想到因为自己在课堂上引用过胡风文章中的话,又在多年前给胡风写过两封与政治无关的信,就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怀疑,被隔离审查了几十天,一次次写交待、检查,都过不了关。直到运动后期,肃反办公室的负责人才在口头上告诉他:“你有不少错误,但经过外调、审查,组织上认为你不是胡风分子,根据党的政策,不给处分。从现在起,审查暂告一段落,你可以回系工作了。”事情虽然暂时这样了结,他躲过一劫,但从此他只要一想到运动,一想到那些落马的人的命运,他就惶惶然不可终日。王默生在发言中谈的一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看到他所说的此前校党委那位负责人回答王默生的话,他差一点打了个寒战。对王默生的发言,他最初既有几分感谢,又有些生气。他想:“你发言涉及到我,为什么事前不给我通通气,听听我的意见?”

碰巧,晚饭后他外出散步时遇到了王默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就连忙叫住他,说:

“先生何苦?你虽是肝胆相照,但所提意见牵涉问题甚多,党委能接受吗?观历次政治运动,我以为还是切记‘祸从口出’四字为好。这次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各种平时听不到的意见都放了出来,有些意见不大好听,以后怎么收场?不能不防一防‘秋后算赈’。倘有不虞,区区你我,如何承受得起?奉劝兄台一句话:乍暖还寒时候,闭门读书为好。”

王默生听了一怔,但立刻想起一句俗话: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绳,马上劝慰他:

“不会的,不会的。党中央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目的是帮助党整风,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不同。校党委负责人找我畅谈过,我认为他们是诚恳的。共产党、毛泽东的话是可信的,不必顾虑太多。何况,我的发言也是为党着想,为运动着想,并无私心。”

胡文端仍是满面愁云,因见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也不便多说,只对王默生拱拱手,说了两声“保重!保重!”就分手了。

因为胡文端给五五级讲过中国现代文学,他的情况自然更令学生们关注。他们还清楚地记得他给他们上第一节课时的情景,他在课堂上仍如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但从王默生的发言知道,校党委一位负责人却把事情说得那么轻松,居然还说是对他的爱护。许多人都为此忿忿然。有的人不免会想:胡文端好歹还是个教授,是个有影响的学者,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呢……如果一旦认为我们这样的“小青年”有了问题,我们的命运将会如何?由此,他们中一些人又想到王默生先生提到的宪法。宪法中的那些条文还有意义吗?进川大以前,五五级的同学们都对大学教师怀有由衷的敬意。在他们想象中,他们一个个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一个个是无畏的思想家。入大学以后,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就他们接触过的教师而言,他们确实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但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不愿意对学术以外的问题发表意见,只要学生涉及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们全无例外地或者躲闪,或者转移话题。对此,同学们颇有些失望。不过,随着对他们的处境的了解,没要多久同学们就由不满转为理解。

读了王默生的发言,有同学主张集体写大字报响应,但不少同学反对:不是不同意他,而是担心给胡老师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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