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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黑昼(小说连载,16)  

2009-08-10 15:20:45|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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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1月。

清晨,运动场上的跑道上,体操棚里满是正在锻炼的人,他们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严峻,跑步的,正在双杠、单杠、木马上炼得起劲的,已在回寝室路上的,纷纷停下了来,他们好像听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恐怖分子和革命力量的斗争正在继续。”人们很快从四面八方向校园内各个播音喇叭下聚集,在初冬的寒风中一个个面色变得异常严峻。

最近几天,匈牙利国内的形势急转直下,电台、报纸关于匈牙利的消息牵动了大学生们的心:在这个国家,中国的兄弟之邦,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正在发生极其严重的事态,正在酝酿一场大地震!此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重要新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今天早晨,布达佩斯又发生了猛烈的战斗,大街上正在敷设路障,而且还有机枪扫射。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它地方,武装恐怖分子正在进行活动。被搜捕杀害的主要对象是公安部队的战士。有人看到暴徒把几十个被杀害了的公安部队的战士的尸体,用汽油浸过以后在放火焚烧。恐怖分子在10月31日攻击劳动人民党的一个党部的战斗中,把俘虏到的人员倒吊起来活活打死。同时,反革命分子在布达佩斯到处设立关卡,搜捕国家机关和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员。

这几天来,在布达佩斯和许多发生骚乱的地区,武装恐怖分子打开了监狱,把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因各种罪行而被判处徒刑的犯罪分子释放出来,其中包括盗匪和酗酒罪犯等。这些社会上的残渣助长了当地的恐怖气氛。例如,10月31日,布达佩斯电台就广播了一些有关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犯人进行抢劫的消息。

在布达佩斯和各地,各种过去已经被劳动人民推翻了的政治势力的政党纷纷组织起来。前国家农民党宣布,它们的党最近在布达佩斯和各地重建起来,这个党的名称已经正式叫作“裴多菲党”。一个“天主教党”11月1日宣布在布达佩斯成立。

和这同时,那些在1945年以后作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被赶出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也重新振作起来。他们纷纷从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角落赶到匈牙利西部边境。据德意志通讯社10月29日报道,自从战争结束后一直居住在西德的纽伦堡和佛尔特的营地的匈牙利法西斯分子将被派遣到匈牙利去。西德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宣布:“这些匈牙利人中的某一些已经首途去参加战斗。”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晴天霹雳似的消息使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

同学们屏住喘气,紧张地跟踪着播音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们的神经都快绷断了,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这样的消息突如其来,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

 

继续传来播音员沉重的声音:……

 

武装反革命分子正在猖狂地进行恐怖活动。各地的劳动人党党部和党员成了反革命暴徒的主要射击对象。布达佩斯的劳动人民党组织的一位书记就被活活吊死,这个党组织的房子也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焚烧。杀害在骚乱过程中一直忠于人民民主政权的公安部队战士的野蛮行为正在加紧进行。在布达佩斯,反革命分子组织所谓“复仇队”在大街上,甚至在下水道里巡逻,搜捕公安部队战士。匪徒们把许多战士枪毙、吊死,甚至还用汽油淋在他们身上烧死,在东部的密斯科尔兹,暴徒把一个公安部队战士拴在一辆开着的卡车后面活活地拖死。

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听着播音员的报导,大家脑子里立刻浮现着这样的场面:一群群暴徒正在疯狂地围攻政府机关、报社、电台,他们杀死共产党员,把他们的尸体挂在电杆上,街道上淌着人民的鲜血,一幢幢建筑在燃烧……

那几天,来自匈牙利的坏消息一直压在许多同学的心头。大学生们一向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顺着笔直的航道一往直前、不可阻挡的顺风船,正因这样,这从遥远的东欧突然传来的消息最初使他们难以置信,接着就是痛心,愤怒,焦急。饭后,课间,人们谈论的都是匈牙利。直到11月5号,读到《人民日报》刊出的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反革命暴乱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同学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慢慢的,在许多同学心中,那段令人目瞪口呆的腥风血雨似乎是一段无关大局的小插曲,历史的车轮似乎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仍然是共产党在领导,仍然是社会主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严重的事件在同学中的反应不再像最初那么单一了。有了一些悄悄的议论,低声的杂音。

从同学们戴红领巾的时候开始,就不断有人教导他们:资本主义制度是反动的,腐朽的,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较之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仇恨社会主义的只有一小撮被人民推翻了的反动分子,他们如螳臂挡车,如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上一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在这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波兰的工人开始闹事,现在匈牙利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乱,以至,如果不靠苏联的坦克,就无法挽回局势。这一切应如何解释?人们在私下议论,他们要思索,要回答历史的提问。

许多同学相信;匈牙利闹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像苏联,像我们中国那样坚决地肃清反革命势力。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失去了过去的天堂,他们不甘心自己、自己的阶级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也不会甘心,他们要霸占全世界,他们不能容忍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他们总是要兴风作浪。在同学们脑子里,这些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他们不明白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为什么如此脆弱?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十来年了,人民群众是大多数,反革命毕竟总是一小撮,“一小撮”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在短短几天中形势就急转直下,那些螳螂、蚍蜉竟威武强悍得如天兵于将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他们的年龄和认识能力。

针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学校组织了一次报告会,主讲人是正在成都的新华社的一个中层干部。因为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报告人又来自新华社,消息灵通,那天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报告会主持人先介绍了新华社的这位干部,称他为“周主任”,说他曾长期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很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政治有深入的研究。

“周主任”口若悬河地足足讲了近三个小时。在报告中,他先谈了苏共20大,他委婉但又相当明确地说“有人”在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甚至在一些共产党人中出现了思想混乱,出现了信仰危机。他又说,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包括匈牙利在内,主要是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结果,社会主义江山主要是苏联红军打下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夺来的,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基础不像我们中国这样巩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战斗了几十年,是我们自己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他说,东欧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和西欧国家相比,它们的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很不充分,但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思想传统在这些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传统是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水火不相容的。他又说,包括匈牙利在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没有像我们中国共产党那样进行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始终抓紧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这样,残存下来的阶级敌人就可以兴风作浪。讲到这里,他又谈了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他说,“有人”攻击它扩大化,他说,“扩大化”可能也有过,可能错杀了一些人,“但是,我们要历史地来看这个问题,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苏共和斯大林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来镇压反革命势力,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能得到巩固?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反面来思考:在第二次大战中,很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直接受纳粹操纵的第五纵队,唯独苏联没有。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苏联搞了大规模的彻底的肃反运动。”他报告时,台下不断有人递条子上去提出各种问题请他回答。

报告人这时满有信心地从众多纸条中随意挑出一张准备回答,他先念了纸条上的问题:

“请问两个问题:一,周主任认为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主要是由苏联红军打下的,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对这个看法我基本同意,但我要问:如果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发展很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那么,不管这个政权是如何建立的,人民群众也会拥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然很孤立。但是,在波兰,闹事的恰恰是工人,是产业工人;在匈牙利,卷进的人更多,事情闹得这么大,以至,要靠苏联出兵才能挽回局面。为什么?请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二,周主任谈了对苏联三十年代肃反运动,对它作了充分的肯定,请问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肃反扩大化’论者的主要根据,再对他们加以批判?”

报告人沉吟了片刻,看来他对这类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得思考一下如何回答这样“刁钻”的提问。

问题都念了,能不回答吗?不能不回答!他清了清嗓子,满有风度地回答说:

“这个同学的问题提得很好。第一个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无可怀疑的,它已经在苏联,在我们中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我亲眼目睹的情况来说,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取得的成绩也是巨大的。当然,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社会主义还是新生的事物,不可能一下子十分完善,出现一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问题,我的看法刚才已经谈过了,不再重复……”

对这样笼统的回答,台下的多数听众都不满意,何况他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一半,最敏感的部分他避而不谈。于是,台下有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要提问,其中一个长得高大健壮的同学抢先发言,但他用宏亮的北方口音刚开始发问,主持人就匆匆走到讲坛前。在向报告人示意以后,他不顾台下的人正在提问,就对着扩音器大声对听众说:

“看来同学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非常关心,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今天时间有限,大家提出的问题又这么多,不可能一一回答,我们可以在别的时间继续讨论。下面周主任还要赶回去参加重要的会议,请同学们谅解。散会!”说罢就立刻把报告人带入后台,似乎再不离开就会有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似的。

赵翔一直很认真地听报告,他觉得这个报告还算不错,谈了不少不便见于中国报刊的材料,有些分析也还算比较透辟,可以肯定报告人对报告的问题确实有些研究。但见到报告会竟以这种可笑的方式匆匆结束,看到台下变成了乱哄哄的一团,听到从周围传来的嘲笑声、责骂声,赵翔先前的那些好感立刻烟消云散。报告人和主持报告会的人分明蓄意要回避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他可以体谅他们,有些问题是不便拿出来讨论的,你要他们怎么讲呢?能随意讲吗?讲错了他负得起责任?但是,赵翔认为,他至少可以坦诚一点,就说自己对有的问题也没弄明白,还要继续研究。谁又能回答一切问题呢?这并不丢面子。但他们偏偏不这样。什么“下面周主任还要赶回去参加重要的会议”,好像同学们都是傻瓜,他们可以随意愚弄,这一类愚蠢到极点的搪塞真是太低估同学们的智商了!直到走出礼堂,赵翔脸上仍带着怒气。

在回寝室的路上他碰到了何芸生,何芸生也刚参加了报告会,他也不满意那个报告,也不满报告会主持人那样紧张,又自作聪明,结果丢人现眼,让严肃的报告会以闹剧的方式收场;但他也不满一些同学乘机起哄,“太不顾全大局”。见到赵翔,他脸上露出些许尴尬,好像那个报告是他作的,或者,是他主持的。

“你觉得这个报告怎么样?”他几乎是习惯性地问赵翔。

“第一,他们小看了大学生,他们没有想到学生们也是会思考的,大家问的问题并不古怪,如果连这些问题都不能回答,干脆别作这个报告;第二,我真没想到报告会居然这样结束,太不相信同学们了,这种‘领导艺术’未免太可笑了。”

何芸生紧绷着脸,他和赵翔有些同感。他虽然没有表露这一点,却在心里骂着报告会的主持人:“无能!真丢人!”但他很快又转念一想:真是这么简单的事吗?如果是我在主持报告会,我又该怎么办呢?继续让大家提问吗?那才是开始呢,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提些什么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好回答的,越说越是说不清,越说漏洞越多,同学们又不是白痴,如果下面起哄,那就更糟透了,比现在这种结局还糟。看来,主持人并不笨,他很有经验;赶快让报告会结束,不让那种局面继续下去是明智的。想到这里,何芸生心情很不好,他问自己:我怎么会这样考虑问题呢,不是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考虑如何才能不惹出事来?

 

                                                                 33

 

上午后两节没课,上了前两节课以后薛菲菲顺路去邮局寄信。和她一道的郑小琳趁这时间走进邮局对面的书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

“薛菲菲!”有人叫住她,一看,是宋珂。

“你好!”薛菲菲一边招呼他,一边把要发的信投进邮箱。

宋珂刚从服务台领取了一大包邮来的书。

“我送你一本书。我刚出版了一部诗集《春之歌》,二十本赠书一寄到就被班上的同学们抢光了,这是我向出版社新买的。”

薛菲菲前几天就在报上的“近日书讯”中见到一条消息:青年诗人宋珂的又一部诗集《春之歌》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说着,宋珂打开邮件包抽出一本书,他展开封面,想了想,就着服务台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两行字,再把书交到薛菲菲手里,“有少数诗是我这两年已经发表的,大部分是新写,请你指正。”

“谢谢!”薛菲菲一脸惊喜。

她翻开书,见宋珂刚才写下的是一行诗:

 

无名的日子的感触,攀缘在我的心上,正像那绿色的苔藓,攀缘在老树的周身。

 

宋珂解释说:“这行诗选自泰戈尔的《飞鸟集》,好像是对我这本诗集的阐释。我想,也许你会喜欢它。”他说。

“我肯定会喜欢。”薛菲菲看着装帧典雅,散发着书香的诗集,她翻了几页,不掩饰自己的高兴,随即小心地放进书包,怕把封面弄卷了。

他们一起走出邮局。薛菲菲向书店里观望。

“你好像在等谁。”

薛菲菲:“等郑小琳,她在书店里。”

“那我先走了。我等着你的意见。”他一只脚踮在地上,另一只脚已经跨上自行车,正要离开,又想起了什么,问:“赵翔是你们班的吧?”

“是呀!”薛菲菲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时候会问到赵翔。

“他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

“什么文章?”

“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章,很精炼,很有见解,没有一句废话。”

这时郑小琳好走出了书店,薛菲菲指着宋珂:“宋珂说《中国青年报》上赵翔那篇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章很有水平。你一定读过那篇文章。”

郑小琳也是一头雾水。

“哦!原来你们还不知道。我也是刚才在‘报林’见到的。真不错。”说罢,他点点头,说了声再见重新跨上车走了。图书馆一侧的“报林”有几十个报架,新到的各地重要的报纸,几乎都有。

郑小琳曾劝赵翔以那次讨论会上的发言为基础写篇文章,事后她全忘了这事,没想到文章居然已经发表了,她听人说宋珂这人有些高傲,他那样称赞赵翔,那篇文章一定真的写得很好。她很想这时候就去“报林”,但因为正和薛菲菲在一起,这时急着去,她又会开玩笑,说东道西的,就改变了主意。

在回宿舍的路上,薛菲菲问郑小琳:“赵翔没有告诉你他发表了这篇文章?”

“他为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再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我给你看一本书。”薛菲菲从书包里取出《春之歌》。

“哪来的?”

“宋珂刚才在邮局送我的。他正好在取出版社寄来的书。”

郑小琳接过书停下脚步,读了几首诗,赞叹说:

“很有诗意,春天好像在他的笔下歌唱。”说到这里,她语气变得有些不平:“那些批评他的文章哪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呀,只会拿大帽子吓人。”

“就是。”

宋珂前些时候在北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是诗歌大国,但近几年来诗歌创作却很不景气,我们实在愧对屈原、李白、杜甫。他分析了原因,特别提到我们社会强调集体,贬低个人,贬低个人的感情,这就极大地压缩了诗歌创作的空间,因为诗歌是非常个人化的。他还举了些例子,说有的批评家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思想感情不健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许多诗歌自然是干巴巴的。文章写得很尖锐。不久就招来一些人的批评。有人指摘他企图把文学当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有文章还说他试图否定我们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事同学们议论很多,多数人支持宋珂,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文章确有不妥。

郑小琳把手里的书还给薛菲菲,放低声音:“唉,宋珂对你好像特别热情。我觉得他喜欢你。”

“你想到哪里去了?”说过这句话薛菲菲就不再吭声,一言不发地在想什么。确实,宋珂一有机会就想接近她。

“我看得出来。”郑小琳又说了一句。

薛菲菲没有回答,好像没听到郑小琳的话。

“你别瞒我。我看你对他也有好感,你不会不承认吧?”

薛菲菲既没有承认也没否认。

“在这里坐一会儿。”她的目光指着蚕桑馆后面的花圃说,那里有一张空着的条椅。

“说真的,宋珂这个人确实有才华。”郑小琳一坐下就说。

薛菲菲好像在心里琢磨什么,停了一会儿她甜美笑了笑,“宋珂可能喜欢我,我对他印象也不错,不过……”

“那就好呀,还‘不过’什么?”

“不过……就告诉你吧: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了。”

“哈!你这丫头还会保密呢,到现在才告诉我。”

“有什么要保密的?我可不像你,让心里的事深藏不露。”

“我可没有什么要‘藏’什么要‘露’的。‘他’,是我们系的还是外系的?”郑小琳收住笑容,关切地看着薛菲菲。她在猜:“他”会是谁?

“不是我们系的,也不是外系的。”

郑小琳想了想:“难道是中学时的同学?”

薛菲菲点点头,“同班同学。”说话时她容光焕发。

“没想到你中学时就谈恋爱了,那是早恋!”

“可不能这么说。那时候我们只是比较接近,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大学以后才慢慢好起来的。”

“他一定很优秀。”

“也许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同学们都说薛菲菲长相像个古典美人,但她的性格却相反,外向,热情。郑小琳发现好多男生都喜欢接近她,但薛菲菲自己对此似乎并不太留意;在郑小琳心目中,她很少考虑到别人会如何看她,她从不做作,也很少顾忌,似乎还没退尽中学生的天真气,但也许正因这样,她显得特别坦荡、可爱。

“他叫叫杜振江,在复旦大学读生物系。”

近处有几株腊梅,满园芬芳。郑小琳想,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放寒假了。“他寒假回家吗?”

“要回家。”

“难怪这一向你特别高兴。”

“我什么时候不高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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