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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逯军的“实话实说”  

2009-06-26 16:22: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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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言一出,逯军立即成为当今中国一位名声远播的新闻人物。他心直口快,全无遮拦,也正因为这样,这句大实话牵动了中国老百姓有点麻木的神经。

事情缘起于,是适用房还是连排别墅?在郑州,一块本来计划修建经济实用房的土地上,建起的不是经济适用房而是豪华的连排别墅。经济适用房当然是为一般老百姓修的,而别墅,可以肯定将属于官员和富人。显然,在具体的语境里,经济适用房和连排别墅之争是“老百姓”和“官员”(领导)、富人之争。但逯军并没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领导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按逯军的逻辑,官员、领导毫无疑问可以替换为“党”——因为“党”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化为“领导”。也按他的逻辑,老百姓住的房子少修一点,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问题,能不能让领导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一点,让他们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则是大问题;这事一点也不奇怪,那些要插手调查的记者是别用用心:他们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党说话,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说话。

事情曝光之后,逯军被停职,如果没有别的问题,仅仅因为这句话,仅仅因为这句话所表达的某种深层的政治逻辑,仅仅因为他信奉这种政治逻辑,我觉得他有点冤:如果逯军也要受处分,处分得完吗?

听了逯军的话,人们自然气愤难平。“众怒难犯”,只有像逯军这样的“蠢人”才会这么不动脑筋,犯这样的肤浅的错误。同样的意思,那些会玩政治的人会用一大套官方标准的委婉表述,表达得天衣无缝。听话人“懂得起”他们的意思,却就是抓不到什么破绽。中国一些官员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要为官一方,得有这种素质。逮军还不行。

有人说逯军“敢于在公众场合率直坦陈,运用国家通用语言公开了同一利益集团内部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逯军先生一时兴起口吐真言,体现的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解释他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人的意识组成就像一座冰山, 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意识,隐藏在水下的是绝大部分,却对其余部分产生影响。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如做梦、口误和笔误,都是由大脑中潜在原因决定的,只不过是以为一种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真话之所以能让逯军先生脱口而出”,是“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此言不假,但我们还得问问:这种“集体无意识”又从何来?在这里,“相应的社会结构”何所指呢?

我们不妨追踪一下。

按照某种政治逻辑,党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是分为不同的阶层的,有先进,有落后,有觉悟高的,有觉悟低的,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未必都符合“人民”这个整体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只有在党,特别在它的领导人的理论、决策和各种实际运作中,人民群众才能发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笼而统之的“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否则就要犯大错误。甚至,在某些场合,本来千真万确属于“人民”一员的“你”,只要党认为“你”不再属于人民,“你”的人民的身份就会立即被吊销。

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政治生态里,谁要为人民的利益向党提意见,谨防飞来横祸。举两个例。

一是梁漱溟。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开会征求他们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周恩来批评说,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在挑拨工农联盟。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在周恩来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不时插入一些分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应当说,梁是出于好意,所谈的情况也绝非杜撰,但他的看法和“党”的看法不同,被认为是向党的总路线挑战,于是成了“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

二是彭德怀。1959年初夏,身性耿介的彭德怀回到故乡,看到大跃进运动后农村的实际境况,心忧如焚,写了这样一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在此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他向毛泽东上书万言,但毛泽东容不得他“为人民鼓与呼”,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彭德怀不把人民的苦难看得那么重,而是在大庐山会议上大谈大跃时的“成绩”,大唱党的路线的赞歌,然后轻描淡写地提一下缺点,马上又紧接着说比起伟大的成绩,它们只是一个小指头,而且,就连这个“小指头”也是不得不付出的“学费”,付了这笔“学费”,以后会跃进得更好……还有后来的那些事么?

我们的不少官员就是由这种政治文化教养出来的。“忠于党、忠于党的路线、为党说话”永远不会错,即使那个时候党的路线错了,“你”也不会错;同理,你要对党的路线有异议(比如反对大跃进,反对文化大革命),即使“你”是对的,“你”也错!几十年来的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本应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者事实上远非事事如此,从上到下,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事多了,而且它们往往是以革命的名义,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处于被代表、被领导地位的人民常常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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