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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翰熊的博客:楼上的眼睛

 
 
 

日志

 
 

如蔡元培再世,他行么?  

2009-11-05 16:10:46|  分类: 不吐不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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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担任了八年教育部长的周济离开教育部改任他职,正是在这时候传来了钱学森去世的噩耗,人们又因此得知钱老一直挥之不去的忧虑:“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从时间上说,这两件事纯属巧合,但大家还是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一时议论纷纷。

据说,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在讨论、通过国务院各部人选时,周济在所有人中得票最少。几年以前,北京等地的大学里就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歇后语,下半阙就是“洲际导弹”(周济捣蛋)。可以肯定,教育部门的种种问题,周济,作为部长,自然负有责任,正像教育部门的成绩也有他的贡献一样。但中国教育方面堆积如山的问题难道是换一个部长就解决得了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搞“阳谋”,抓右派,主要是在大学里;后来的“史无前例”运动闹得天昏地暗,受害最深的也是大学。执政者要大学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要成批地生产“齿轮和螺丝钉”,成为“驯服工具”的摇篮,现在看来,这才是“大学精神”为当局所不容,是它要被彻底改造,要不断被折腾的根本原因。虽然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整肃,经过那么多的政治运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大学里早已奄奄一息,伟大领袖对大学还是不放心得很,以至,在文革中,连大学要不要办都成了问题。后来伟大领袖说话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言下之意,除理工科之大学之外,别的大学(专业),特别是文科,要不要办,他还要思考呢!暂不定论。当时有一首语录歌,歌名就叫《大学还是要办的》,如下:

   

(男声)

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女声)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到学校学几年以后

 

(合唱)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改革开放以后,大学不但肯定要办了,还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家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包括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在内的各种硬件,大大改善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急速地扩大了(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学术环境相对宽松了;教师的待遇显著改善了;凡此种种是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但在另一面,高校从前三十年延续下来的高度行政化的体制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又遭遇了过度商业化的新灾难。领导层和它的行为方式动作方式迅速官僚化,行政化,“学府”越来越像衙门;种种腐败现象(从权学交易、学术造假、抄袭剽窃到经济犯罪)高速度蔓延;眼前利益、近期利益的驱动使校园浮躁不安;一些“学术精英”热衷于追名逐利,垄断学术资源,有的与利益集团勾结,成为它们的代言人;本科、研究生的教学质量都问题成堆,社会对学生的评价一路下滑;等等等等,谁人未见,谁人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要谈“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那越来越像乌托邦!

为什么中国大陆没能培养出最优秀的科学家?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最拔尖的科学家,特别是领军人才,如钱学森等都是西方大学培养出来的,就连去世不久的季羡林这样的有深厚中国学术根基的人文学者,都有深厚的西方教育背景。改革开放前,我们一味仇视西方,视之为洪水,但恰恰是西方的教育在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输血。

西方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他的大学教育是成功的,没有西方的教育制度,何来往后的西方?而来源于中世纪后期的西方大学制度,其根本又是大学自治。有了这一条,大学就不是政府和财团的工具,它们就绝不仰政府之鼻息,绝不听从金钱的使唤,否则,我们常常引用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又来自何处?又如何“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些年,我们也在学西方的大学,有的大学还花了大本钱,分批组织中层干部去西方著名大学短期学习,但收效却不如人意。近日,“培养创新型人材”在大学里又喊得震天响,这当然不错,但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内在品格,所谓创新只能是技术层面的,培养出来的人,最多只是优秀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而非杰出的科学家。

面对今日中国大学的种种问题,有人长叹:何日再有蔡元培?这未免是书生之见!今天的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有思想的多啦!他们在报告中,在和媒体的交流中,谈起“大学之道”,也振振有词,无可挑剔,至于行政能力,则更远非蔡元培夫子等可及,问题是,这些在学校内部有权有势的校长们,又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大学的面貌吗?林语堂先生在《论学问与知趣》一文中说,“今日现行的教育制度”“其罪恶罄竹难书,其目标、方法、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所以,与学问为求知,求知在养趣之方法相趣甚远,与启发心智,培养天才之旨趣相去又甚远。教育当局知之,教师知之,家长亦知之。家长为之伤心,子弟为之困苦,仁人为之长叹,但是制度已成,积重难返,真真‘其谁与易之?’”他所说的“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的“罪恶”,至今仍是中国教育之一大弊端,但还算不上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所在。不过,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远非源于中国教育本身,从根本上说,它只是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在校园中的反映,是更大的体制结出的恶果(如学术腐败就是社会腐败的延伸)。这一点,我们不妨借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教育当局知之,教师知之,家长亦知之。家长为之伤心,子弟为之困苦,仁人为之长叹,但是制度已成,积重难返,真真‘其谁与易之?’”

如蔡元培再世,他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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